「誰不是，神經病」

他們不甘平凡、擁有另類思想，

喜歡浸淫在一般香港人覺得

故作高深的理論；

他們對朋友有義氣，

往往不顧個人代價為朋友付出；

他們大多視錢視如糞土，

往往會為理想、信念而奮鬥到底。

「捉你入青山啊喇！」在香港，但凡作風出格的，或許都曾被戲言，恐嚇要捉入青山醫院 ––– 那個遠離繁囂、與世隔絕的神秘禁地。本文首先剖析在1980、1990 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精神病人的形象有意想不到的轉變：隨著當年香港社會愈漸批判昔日多勞多得的「獅子山精神」，不再滿足於戰後的經濟奇跡，開始更著重追隨多元自由、人權民主這些價值，在香港的經典電影，精神病人這類所謂異類由最初不事生產的「白痴」，神奇地蛻變成令人羨慕、與眾不同的「天才」。本文其後回顧精神病治療的歷史，從中說明大眾對精神病人這些所謂異類的想像，大多來自對青山醫院甚至精神病、殘疾的誤解和恐慌。

香港第一代中產的「獅子山精神」

假若時光倒流半個世紀到 1970 年代，香港第一代中產^[1]的心境大概是這樣：我們這一輩人的爸爸媽媽多半是內地逃難來港，也有些是本地養豬種菜的原居民。那時候的香港工廠林立，工業尤其製造業起飛，我們這些「打工仔」，學會在工作上刻苦耐勞、永不言敗 ––– 俗稱的香港「獅子山精神」。能努力、能堅持的，多半能晉身經理、專業人士行列，逐漸脫離草根成為中產。我們呢，絕不是一般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我們會講英語、穿西裝、喝紅酒，對車子、房子有自己的心得品味^[2]。

在高壓善變的政治商業環境，香港人這種「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獅子山精神」看似正面、亮麗，但求生意志強烈的另一面亦有著市儈、「發錢寒」、自我中心的特質。在 1970 至 1980 年代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時期，電視還未普及，電影便是最流行的大眾娛樂。而香港電影業於高峰時期更是繼日本後生產最多電影的地區。經典的商業電影往往盛載及回應各種主流價值，風靡一時的港產片例如《鬼馬雙星》、《半斤八兩》便刻劃第一代中產吹捧那種或機智、或機關算盡的香港精神。當中在 1975 年的票房冠軍、至今依然傳頌的經典喜劇《天才與白痴》(許冠文導演、鄒文懷監製），故事道出香港人如何渴望成為一夜發達的「天才」，害怕成為「白痴」–– （神病人，不單因為精神病人被認為「有病」，更具體的原因是,精神病人被視為只懂花錢、不懂自食其力。

1970 年代的天才與白痴：「聰明反被聰明誤」

在《天才與白痴》，許冠文和許冠傑分別扮演病房服務員阿添和精神病護士李護士。故事主線交代兩人合謀騙取精神病人鄭和（喬宏飾演）價值不菲的古董。阿添和李護士演繹出機關算盡的「天才」，擁有發達大計，與他們平日照顧的「白痴」、不懂自食其力的精神病人形成強烈反差。電影有一幕描寫醫院舉辦模擬市集，教導病人出院後如何花錢。非常憤世嫉俗的阿添認為那是多餘的，他說：「佢地出到去，你畀錢佢地，睇下佢地識唔識使錢！？」阿添說的就是「花錢容易賺錢困難」，花錢誰不懂呢，暗示著精神病人低一人等的是在於他們不懂謀生。電影主線故事一直讓觀眾相信了阿添和李護士就是「天才」，精神病人則是靠著別人維生的「白痴」。阿添和李護士用各種方法騙取病人鄭和的古董，鄭和意外去世後，他們轉輾透過鄭和的女兒找出寶物位置。他們在病人女兒與父親痛別的時候亦毫不感動，一心只盤算自己計劃。在兩人以為快要發達之際，原來這一切不過是鄭和生前精心設下的騙局，本來的「白痴」精神病人鄭和原來才是真正的「天才」。兩人空歡喜一場，最終發達夢碎。在電影結局，策劃詭計的「天才」阿添大受打擊，反過來精神失常，由病房服務員變成「白痴」的精神病人。

電影亦有多項分支，以喜劇方式描寫眾人如何貪錢市儈。主角阿添平日會拔掉屍體的金牙拿去變賣，有病人快離世時阿添只為「幾時收工？」而著急。其他小角色亦有類似的「發錢寒精神」：有臨危病人用最後一口呼吸擔心恆生指數升跌，不為陪伴他左右的家人所動；有酒店職員受李護士賄賂而出賣客人資料。《天才與白痴》幾乎每一個大大小小角色都是這樣充滿貪念。他們務實到近乎執迷，不太相信承諾、人情，認為只有物質、金錢可以讓他們幸福。在阿添和李護士執行他們的騙財大計時，經常幻想能夠去西班牙渡假，渴望終日一天「住唐樓、養番狗」，實現當年香港第一代中產的理想。

電影故事很鮮明地提出所謂的「白痴」精神病人之所以被視為異類，不單單是因為他們神經失常、被視為「有病」這麼簡單，更具體是因為精神病人在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暫時失去工作能力又需要被照顧，與當時香港第一代中產高舉的自食其力、多勞多得的「獅子山精神」大相徑庭。這樣的解讀下不難讓人反思，在社會傳頌的「香港第一代中產」的美好想像中，有幾多是以經濟成就、物質資本來論斷和評價個人成功？這樣的想像實際上漠視了很多在所謂香港黃金時代，沒辦法趁著大勢從草根階層向上遊的人士，包括很多暫時失去自理能力的精神病患者。雖然《天才與白痴》沒有挑戰資本主義的根本價值，但也可謂幽了香港人一默。以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橋段嘲笑香港第一代中產的市儈、走精面的特質，並對於 1970 年代的「獅子山精神」下了一個批判的注腳。電影《天才與白痴》就像它那街知巷聞的同名主題曲中，很多香港人都會琅琅上口的一句：「天才與白痴，你痴定我痴。天才與白痴，冇咁易會知。」反問誰是天才、誰才是白痴。電影無疑是隱約卻前衛地批批那些對於錢財過份執迷的人才是真正的「失心瘋」，而大智往往若愚，如此的故事稍稍拉近了在社會上所謂正常與精神病人那看似鴻溝的界線。

1990 年的天才瘋子：「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在後來 1990 年代的港產片，精神病人依舊是異類，但大眾此時對精神病人添了一份羨慕之情，視瘋子為與別不同的天才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這句周星馳在《唐伯虎點秋香》的經典對白巧妙地點出，在流行文化想像中，天才與瘋子兩者的身份經常重疊。周星馳的電影大概就是《國產凌凌漆》想像的那種「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充斥著各種半癲半黐的天才瘋子。例如在《喜劇之王》用一口流利英語唱《雷雨》的七叔、在《功夫》最後回歸精神病院修練武學的火雲邪神。而在眾多周星馳電影當中，《回魂夜》（1995，劉鎮偉導演、方逸華監製）是其中一齣用較大篇幅刻劃瘋子天才的電影。

《回魂夜》講述在香港公共屋邨，李氏夫婦被揭發殺害家母李老太。在一輪追捕李氏夫婦的混戰中，李先生失足墮樓、李太太其後亦穿上紅衣跳樓自殺，二人決定在頭七回魂夜回邨報仇。電影刻劃捉鬼世外高人 Leon（周星馳飾演）如何對付兩隻惡鬼。其實，捉鬼大師 Leon 亦是「重光精神病院」的院友，他在屋邨捉鬼期間曾經一度被職員抓回精神病院。同邨住戶阿群（莫文蔚飾演）曾經目賭 Leon 使出捉鬼絕技，深信不疑 Leon 是世外高人。在 Leon 被送回精神病院後，阿群前往醫院找他。此時電影邀請觀眾進入阿群視角：在醫院，阿群很好奇地左顧右盼，驚嘆「重光精神病院」裡高手林立。有些院友討論梵高畫作、有些則在課室講授愛因斯坦。在阿群眼中，這些精神病人就像 Leon，似乎只是因太聰明、太出世而被人誤解為瘋子。他們有著我們值得尊敬、甚至仰慕的特質。

電影主線採用不同喜劇例子，講述 Leon 如何準備對付將會回魂的李氏夫婦。他教授一眾男性保安捉鬼秘技，包括在眼皮上塗上厚厚的藍色眼影開通陰陽眼。幾位保安本來都對 Leon 的說法半信半疑，但當李氏夫婦回來報復之時，Leon 在千鈞一次髮之際用馬經報紙摺出各式飛行帽，而眾人此時選擇相信他，戴上他的紙製飛行帽。他們成功手拖手在天空中飛祥，引證了Leon 不停強調「捉鬼在乎意念」的道理。但最後惡鬼李先生依然追上他們，Leon 捨身救友，把惡鬼的靈魂鎖在自己的體內，催促仰慕他的阿群用電鋸把他殺死。結局為阿群和與她一樣「得道」、相信了 Leon 的幾位保安，一同被送往精神病院。

和《天才與白痴》中的精神病人一樣，周星馳電影中許多天才瘋子的電影角色都是社會的異類。但與 1970 年代對於精神病人的文化想像不同，1990 年代流行電影中的精神病人的異常之處並不是一種缺陷，反而是一種能夠做到與別不同的優點。例如在《回魂夜》的「重光精神病院」，院友都十分可愛。他們不甘平凡、擁有另類思想，喜歡浸淫在一般香港人覺得故作高深的理論；他們對朋友有義氣，往往不顧個人代價為朋友付出；他們大多視錢視如糞土 ，往往會為理想、信念而奮鬥到底。這些浪漫的價值與香港社會主流吹捧那種講究務實、識時務、能屈能伸的「獅子山精神」有所抵觸，甚至乎可以說是對香港第一代中產祟尚的那些價值有些批判。縱使如此，電影如《回魂夜》亦嘗試警惕觀眾，做浪漫的天才瘋子是有代價的。這些奇人異士不容易為世界所接納，往往沒有好下場——要不然死去，要不然待在精神病院。在這樣的鋪陳之下，精神病人依然是社會異類、依然是香港主流中層害怕成為的對象。但社會似乎對於異類有了一種新的、正面的想象，與舊日務實的「獅子山精神」價值有出入，即便電影對精神病人浪漫化的想像未必有太多事實根據。這類故事肯定了很多精神病人不過是離經叛道的人士，同時亦歌頌那些能夠置身事外、不盲目跟風主流價值、並為此付出代價的人。

《天才與白痴》和《回魂夜》這兩齣經典電影似乎能反映從 1970 年代至1990 年代，社會由最初恐懼精神病人不事生產，漸漸浪漫化這些瘋子與眾不同的氣質。這種轉變亦說明了 1970 年代的「獅子山精神」––– 推崇多勞多得、能屈能伸的第一代中產價值，無法及時回應後期社會上渴求自由、理想的強烈欲望。過往學術研究和坊間討論亦指出，在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期間，人權、自由作為普世價值的論述在香港公民社會確立——在 1991 年，殖民政府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英雙方在香港回歸前的磨擦亦增強香港社會的政治意識，社會更積極推動各種爭取人權包括政治權利、性別平等的運動，爭取人權、民主、及自由仿佛漸漸成為香港主流價值觀。香港社會亦嘗試與世界接軌，仿效英美等地推行非院舍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改革，從社區提供精神健康服務，保護病人的私隱及自由。然而，香港社會中，不少女性、不同種族、殘疾人士、精神病病患仍面對各種歧視，被邊緣化成社會的異類。

「癲佬正傳」：被邊緣化的香港歷史

時至今天，香港社會不再滿足於留戀戰後的經濟奇跡，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經濟主宰的「獅子山精神」或者已經不合時宜。香港社會強烈渴望與國際社會接軌，對人權自由發展方面有更大著墨。除了消費精神病人的形象，將他們歸邊為不事生產的「白痴」或過份浪漫的「天才」，香港學界以及傳媒報導中，如何使這些看似邊緣的經驗有更多討論和正式研究？如何從香港的時空脈絡審視這些人的經驗，對精神病經歷者去污名化，不再視他們為社會中的「異類」？

1982 年是香港精神病史的轉捩點，一單轟動全城的案件史無前例地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精神病患。當年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的男子，因沒有準時覆診跟服藥，與家人發生衝突。先後斬傷母親及妹妹，再走至元州邨，在幼稚園斬殺其餘五十多人，最終多人死傷。這慘劇後來被翻拍成《癲佬正傳》（1986，爾冬陞導演，岑建勳監製）。《癲佬正傳》描寫照顧精神病人的外展社工徐 Sir（馮淬帆飾演）與記者劉小姐（葉德嫻飾演）跟進幾個精神病人個案，當中包括智障病人、拿菜刀當玩具的阿狗（梁朝偉飾演），胡亂餵藥給兒子導致兒子身亡、疏於照顧出水痘的女兒的阿松（周潤發飾演），及精神病康復不成、闖入兒子的幼稚園斬傷了教師和警察的阿全（秦沛飾演）。

《癲佬正傳》幾位資深社工包括主角徐 Sir，屢見受助個案多半沒能康復過來過新生活，多次質疑社工這個角色的成效。電影亦諷刺精神科醫生的無能無情：徐 Sir 告訴醫生吃生雞的阿全或需要入住青山醫院，但醫生從表面觀察認為阿全健康，說不要浪費床位，令阿全失去治療機會，最後釀成悲劇。傳媒亦好心做壞事，記者徐小姐本想透過報導讓社會和政府對精神病人多點支援，報導反過來暴露了阿全的身份，惹起街坊的騷動。大眾亦不是無辜的對象，他們對精神病康復者八卦無知，激起阿全殺意。而病患家屬因為對精神病治療沒甚信心，例如阿全媽媽覺得兒子入青山便毀了一世，拖延了給兒子可能的適當治療。電影最終悲劇收場，在阿全斬殺無辜的混戰之中，徐Sir 從警察槍袋拔出手槍擊斃阿全。而徐 sir 亦不幸被另一精神病人阿狗錯手殺死。

由 1980 至今，主流社會對精神病依然充滿誤解、恐慌，而大眾媒體往往放大這些不安感覺，傾向渲染並勾勒當中的暴力、血腥。《癲佬正傳》沒有苛責錯殺無辜的癲佬，反而評擊制度的缺陷如何釀成社會悲劇，是一齣難得充滿人文關懷的商業電影。但當年報章冠以「大屠殺」為題，以極盡詳細的手法描繪該案，報導精神病患每一步、每一刀，尤如編寫小說劇情。90 年代的無線劇集《壹號皇庭 V 》、或近年的《白色強人》，皆以此案為藍本，其中《白色強人》更以長達四分鐘的鏡頭，逐格還原當年案情，仔細描繪病患如何走入幼稚園，脅持及斬傷老師和學生。在 2021 年的今天，電影中秦沛飾演的阿全拿著菜刀大喊「有殺無賠」一幕被剪輯成 meme，依然在網上討論區、甚至主流媒體中廣泛流傳。這些媒體的再現往往只聚焦於案件暴力之處，忽略每個受精神病折磨的人所面對的創傷、困擾及掙扎。

在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影響下，不少人會引用家思想家傅柯的「大監禁」（Great Confinement）理論來解讀精神病史，形容精神病院是醫學專家對病人身體的控制及規訓。這種理論很容易推論至「青山是監禁病人的場域」，但在歷史的對照下，這一說法未必準確。宏觀來看，在香港精神病歷史上，青山醫院只是香港的其中一間精神病醫院，其影響未有大眾想像中那麼深遠。殖民政府於 1870 年代成立首間瘋人院，選擇將中國病人運返至廣州芳村醫院，或將外國病人遣返至本國接受治療。直至二戰後，香港才有精神科的雛形。香港政府在 1950 年代成立的青山醫院，由衛生局聘用葉寶明醫生，首次引入精神醫學。之後亦逐漸建立葵涌醫院、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等設施，正式系統化地為病患提供治療。當然，青山醫院一直面對病人超額、人手資源不足等問題，促使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撥款五億重建青山醫院，並於 2006 年重建完成。在改革後的青山醫院，充其量只在較偏遠的地方，將病人與社區隔離，同時提供有限度的療養。

早在五、六十年代，美國及加拿大的病人權利運動興起，提倡對病人去污名化。而醫療史學者亦將目光轉移至社會史，以家庭關係、復健、病患重投社會等角度理解精神病史，聆聽病患的聲音，不再只聚焦於「大監禁」、國家控制、暴力等論述，一味妖魔化精神病患。自 1950 年代,香港民間早有宣揚精神健康的社福機構—葉寶明醫生及鄭何艾齡成立的心理衛生會，致力推動心理衛生教育及精神復康，並設立中途宿舍、設計弱智兒童訓練中心及宿舍，鼓勵精神復康人士重返社區及工作。香港電台在 2019 年拍攝的一輯鏗鏘集《陪我講 Shall We Talk》專題，以精神復康為題，由陳奕迅、彭秀慧等名人主持。他們走入青山醫院，訪問從事精神健康的人士，與復康者互動。跟三十年前的港台另一輯鏗鏘集《青山依舊在》不同，《陪我講 Shall We Talk》在介紹精神健康的時候，已不再局限於青山，亦包括復原人士Raymond 和 Alan 在茶餐廳工作實習、Ruby 以繪畫自我療癒、Apple 與家人共同面對情緒障礙、社企安排復原人士工作、醫生剖析自己與病人相處的壓力、甚至提及人在老去時，如何平靜與逐漸衰退的身體自處。此外，坊間學者、心理學家亦組成「說書人」的網絡平台，讓有精神病經歷的人以自己的聲音分享他們的故事，減輕大眾對精神病的歧視、標籤和誤解。

「誰不是，神經病？」

《陪我講 Shall We Talk》反映出近三、四十年來，國際以至香港社會越來越重視精神健康。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診斷、定義不斷擴展，精神健康不應只與青山掛勾：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不同階段中，皆有可能面對精神病。事實上，香港政府在 2018 年精神健康普查推斷，香港 700 萬人口，每七個人便有一個焦慮或抑鬱。這些數字或許有誇大的成份，但無可否認，香港精神健康問題十分普遍。在國際上，自 1950 年代起，首種治療精神病的藥物出現及美國精神醫學擴展全球，世界衛生組織亦預計在 2030 年，精神病會成為人類未來帶來最多經濟負擔的疾病，而抑鬱或將會成為另一種全球疫症。加上全球肺炎疫情持續，每個人在保持社近距離的同時，還能維持自己的精神健康已經難能可貴。其次，與七、八十年代不同，精神醫學在香港變得極為變遍，打開電視輕易便能看到某個廣告宣揚精神或情緒健康。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情緒上的困擾或創傷，似乎沒有人能完全免疫情緒問題。當精神健康的討論越趨普及，香港人或多或少會從親戚朋友、名人新聞接觸有關精神病的病例，例如歌手張國榮、盧凱彤因抑鬱及鬱燥症自殺，讓大眾深刻意識到每一個看似所謂正常健康的人，背後也可能受無形的精神病折磨。精神「正常」與「不正常」的邊界，比我們想像中來的模糊。

無論在醫學論述、福利政策、抑或大眾認知，精神病亦被視為殘疾的一種。然而「殘疾」（所謂身體或心智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課題。

尤其是現今人口老化、科技進步，及醫療服務普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必然經歷身體機能衰退，精神上出現問題並不罕見。最近不少殘疾研究的學者挑戰我們對「殘疾」的定義：所謂「殘疾」，是很多人生命必經的階段。在嬰兒瓜瓜落地之時，他們還未有自理、行動能力；當人經歷長期病患的時候，身體機能必然下降；我們老去時，身體亦不再靈敏，例如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視力、體力、及記憶力大不如前。從一個更廣闊及關懷的角度去看，「殘疾」不過是或長或短、身體必經的自然過程，我們大不可必污名化身體上的、精神上的「殘疾」。

香港在這幾年經歷各種挫敗及離散，第一代中產高舉的獅子山精神已經沒辦法滿足港人對自由、民主、及多元價值的渴求。以這種去中心化的視角審視香港歷史，更能剖析以多勞多得、個人拼搏的「獅子山精神」作信條的中產論述的限制。從邊緣思考中心的同時,亦鼓勵我們反思其他同樣被邊緣化的經歷，例如精神病患、少數族裔、及殘疾人士的經驗。包容個體的多元、拒絕「異類」作為一個標籤，是每一個公義社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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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i Lok Lui ,”Rearguard politics: Hong Kong’s middle class.”

[2] Hugh D. R. Baker,”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