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稿】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

作者簡介：筆名，本名不傳，好奇的香港人，社群工作者，愛海德公園，更愛海心公園。

記得蔡瀾先生在前年書展簽書會被問為何不再寫專欄、轉戰微博時，答道：「《蘋果》結束後都沒有報紙能入眼，寫在哪裡好？」今天的我想，若蔡生得悉港人群體有如此多有質素的刊物雜誌，有個園地寫文章、不需用微博做平台便是好。

可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試問我們香港又有哪間媒體能容下蔡生一隻字呢？他德高望重，小媒體不敢用；他敢言敢為，「大媒體」也許連正眼也不看。但由此可見，查良鏞先生的《明報》、黎智英先生的《蘋果》，一代頂尖、蓬勃的紙媒確實功不可沒，供那時代、那些傳奇的字句、思想、文人、領袖、故事、歷史棲身，孕育現代香港想像，媒體之於民族的重要顯而易見，《想像的共同體》當中也詳述了印刷與民族建構的深厚關係。當現代的媒體早已經脫離紙本，更脫離文本，幾乎被圖像、影像、甚至短影片壟斷，這些轉化、碎片化了的媒體卻仍然是資訊匯集與傳播之處、公共文化的塑造者、思想的溫室，擔當民族與時代精神的火炬。

筆者工作主要服務香港流散社群，身在異地，難免記掛香港大小事。雖然沒見有單位像以往紙媒的集團式經營、包羅萬有，但看到眾多媒體擔起大旗，在不同平台、以不同形式各展所長，補足各類資訊，成為現時港人社群的橋樑，實在欣慰。可是，在接觸同胞期間，發現媒體倚賴、思考的惰性仍然存在，更發現更可怕的是新一代根本不看香港媒體。即便以前在香港舉辦學生活動、與一眾青年人交流遊戲，估歌仔命中率最高、反應最快的永遠是抖音歌，問到香港有哪些熱門網絡事件、本土節慶，青年人則啞口無言，遑論要流散新一代有系統地、以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視角瞭解香港與族群，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這裡說媒體與族群與身分認同的關鍵，並不是要主張媒體應該成為宣傳（propaganda）工具，而是強調媒體擔當著民族文化的把關角色。在全球化、資訊爆炸、認知戰爭當道的年代，筆者已經不再期待媒體在質量、體量上做得多好，因為這裡最大的隱憂是連我們的語言運用也開始轉變。普通話在校園中成為主流，中國用語融入日常，甚麼優化、高光、小三⋯⋯不只是 00 尾、10 後香港人（是，2010 年出生的香港人已經升上中學了），一般大眾與媒體亦如是。

不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向過我們闡明媒體之於「民族語言」之於民族建構的重要，奧威爾（George Orwell）更在小說、散文苦口婆心多番解釋為何良好語言文化是自由與民主的防火牆。時至今日，卻不乏媒體使用「內地」、「素質」等詞彙，面對中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顯得立足未穩。用甚麼語言「說好香港故事」至關重要，相形之下，甚麼搞錯訃聞都是小事一樁。以文化滲透掠奪民族主體的問題早已過了「預防」階段，進入深切治療部，我們不僅需要自強，更需要自保。

可也不能怪責媒體人，此文寫在五四運動 104 週年，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當今個人社交媒體有幾千、過萬追蹤不是奇事，資訊與文化的提倡與傳播由一個分享鍵主宰，媒體人就是每一位香港人，媒體語言是我們的語言，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 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

記得《蘋果》被查封當日，筆者與眾多港人在深宵一同排隊買最後一期報紙，搭車回家途中寫了兩篇短文，一篇是作為一個本土主義者與她的愛恨關係（笑），另一篇是期望《蘋果》能夠如同《聖經》中的比喻：「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很多子粒來」，以我自己的說法，是期望「我哋終於明白、終於開始明白，言論自由唔係透過人哋幫我哋講任何說話、唔會因為一間傳媒或者任何人消失就會隨之逝去⋯⋯」，若從前媒體是一顆顆麥子，在傳統媒體消逝，新媒體如雨後春筍的媒體爆炸年代，資訊的海洋便是片麥海，我們同在一艘船上，也是乘風破浪的航行者。麥田是何樣，揚帆駛向何方，造化全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