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紀念講座】如何在獨裁下報道：尼加拉瓜及其他地區的經驗
編按：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每年都舉辦《路透社》紀念講座，邀請全球菁英新聞工作者，針對該年度新聞產業的重要議題發表演說，並在講座後進行座談會。
以下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 3 月 6 日，在 2023 年《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如水》獲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授權翻譯成中文發表。
卡洛斯・F・查莫洛
2023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於 2023 年 3 月 6 日發表一年一度的《路透社》紀念講座。屢獲殊榮的查莫洛是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並且是數個熱門電視節目的主持。
非常感謝拉斯姆斯（Rasmus）、艾倫（Alan），以及路透社新聞研究所邀請我，在今天代表我的尼加拉瓜記者同業、乃至希望能代表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同業發言，分享我們在獨裁統治下的報道經驗。
觀看卡洛斯的講座
將新聞及言論自由定為刑事化
在今年的 2 月 15 日，94 名尼加拉瓜公民被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和其妻羅薩里奧·穆里略（Rosario Murillo）的政權剝奪國籍；其他處罰還包括永久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以及沒收包括社會保障退休養老金在內的資產。剝奪國籍的行為非法且違憲，並違反了尼加拉瓜所簽署的國際條約。
94 人的名單中包括 11 名記者，他們都是流亡媒體機構的負責人，如 Confidencial、100% Noticias、Artículo 66、Nicaragua Investiga、Radio Darío、Divergentes、Café con Voz 以及其他。在此之前的 6 天，即 2 月 9 日，又有 222 名政治犯獲釋出獄，並被驅逐到美國，同樣被剝奪尼加拉瓜國籍。奧蒂嘉的報復行為，一手抹去之前釋出的虛假善意。
唯一拒絕接受被驅逐出境的政治犯——天主教會主教阿爾瓦雷斯（Rolando Álvarez），事發翌日極速被帶上庭受審，被重判監禁 26 年，並現已被轉移到一個最高戒備牢房。
至於獲釋放的政治犯中，有 12 人與傳媒有關：一名體育記者和博客、《新聞報（La Prensa）》的三名高層、創辦有線電視頻道 100% Noticias 的記者、一名電視節目政治評論員、幾名當地記者、甚至包括一名《新聞報》的司機。這名司機所「犯下」的罪行，是在 2022 年 7 月 6 日接載了一名記者，去報道仁愛傳教女修會修女被驅逐出尼加拉瓜的事。
他們都是在沒有任何證據下，被指涉嫌干犯所謂「密謀危害國家主權」、「洗黑錢」和「傳播假新聞」等罪行，甚至被單獨囚禁在監獄，或軟禁在家中長達 600 天。在被剝奪國籍的 327 人中，有政治和民間領袖、經濟學家、政治分析家、律師、商人、外交官、學者、科學家、醫生、牧師和社會活動家。
尼加拉瓜作為一個逾 15 年來禁止獲取公共紀錄的國家，這些被捕、被剝奪國籍的人士，一直以來都是獨立媒體的重要消息來源。在這次檢控後，尼加拉瓜不會再有任何獨立的消息來源可以具名提供事實、數據或分析。由於他們擔憂遭到官方報復——例如監禁，他們無一例外地要求匿名，以此作為向傳媒報料或發表意見的條件。
這種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雙面定罪，旨在打壓記者、新聞來源和輿論自由，也代表了尼加拉瓜法治在長久以來遭受摧殘的情況下，再次受到打擊。
作為一個「實然」1警察國家，尼加拉瓜沒有集會或結社自由。政權還迫害天主教會，甚至禁止宗教遊行。2021 年，它掃除了所有的政治競爭，抹殺了舉行自由選舉的可能性，自2022 年以來，政權加大力度迫害民間社會，關閉了 3,200 多個非政府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在流亡下完成的新聞工作，仍然是我們所有憲法自由的最後防線。讓我簡要地解釋一下我們所經歷的來龍去脈。
民主轉型的崩潰
在 45 年前，即 1978 年 2月，我開始在安納斯塔西奧・蘇慕薩・德瓦伊萊（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的獨裁統治下，展開了我的新聞工作生涯。那時正是我的父親——《新聞報》總編輯佩德羅・華金・查莫洛（Pedro Joaquín Chamorro）被暗殺後一個月。
那是在互聯網發明的 20 年前。記者們不顧廣播新聞的審查制度，在教堂中庭裡讀出新聞報道。這被稱為「墓穴新聞（catacomb journalism）」。在反對獨裁統治革命的最後幾天，蘇慕薩下令用坦克摧毀《新聞報》的設施，彷彿它是一個軍事目標。
在桑地諾革命（Sandinista Revolution，又稱尼加拉瓜革命）期間，面對外國侵略戰爭和 80 年代的內戰，政治的軍事化令新聞工作被戰爭宣傳和反宣傳取代，國家審查和自我審查成為常態。
到了 1990 年，民主轉型開始，媒體蓬勃發展。這真是言論自由的春天。在我母親比奧萊塔・巴里奧斯・德・查莫洛（Violeta Barrios de Chamorro）的政府領導下，放寬新聞和言論自由成為政府政策，軍隊和警察也走向專業化。
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和過渡時期的成就是不可逆轉的。但是，自從奧蒂嘉在 2007 年通過選舉重新掌權以來，民主體制在超過 16 年的專制中倒退、被摧毀。奧蒂嘉通過選舉舞弊和非法連任總統，成功篡奪所有的政府機構；而奧蒂嘉的妻子穆里略，則作為政府的官方發言人，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在美國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納羅出現的十年前，奧蒂嘉已經將獨立的新聞界稱為「敵人」，而且早在「假新聞」時代之前，他就指控記者是「戈培爾的孩子」2，以官方媒體激烈批鬥指控其政府腐敗和濫用權力的傳媒人。
早年，奧蒂嘉提倡恐嚇獨立媒體，以及進行政治間諜活動和封鎖公共紀錄。他還創建了自己的私人媒體帝國。然而，在他倚靠大企業裙帶經濟利益執政的期間，雖然尼加拉瓜政府欠缺民主和透明度，但還是容忍了諸如 Confidencial 這樣的媒體的存在。這些媒體曾經調查政權的腐敗行為，例如將超過 50 億美元的委內瑞拉援助款項轉給奧蒂嘉的私人企業，或者跨洋運河項目失敗的巨型騙局。奧蒂嘉當時會容忍這些異見，可能是因為他完全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門——包括軍隊和警察，認為弱小的反對派不是競爭對手，也不對他構成威脅。
2018 年叛亂之後：極權主義獨裁下的新聞業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當局還放生了超過 300 宗謀殺案無作起訴，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政權對新聞業的打壓，包括暗殺和對記者的人身攻擊、電視審查、對媒體的實際破壞，以及透過海關阻止報社獲得紙張和其他原材料。這些手段，最終導致媒體機構倒閉和被充公、政府另推新的鎮壓性法律，以及記者遭到監禁。
尼加拉瓜在 2018 年至 2023 年近五年的社會政治危機中，透過「實然」與司法打擊，對新聞界犯下的罪行，在委內瑞拉要花十多年時間才得以全部干犯。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該法例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該法例提到，散播假新聞的行為會造成焦慮、不穩定和損害道德，卻無定義甚麼是「假新聞」。
在這法例下，已有逾 20 人因涉「假新聞」罪被判處監禁，當中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還有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
在獨裁統治下從事新聞工作——繼續報道和講述真相，是一種抵抗行為。我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已經被查封過兩次。第一次是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午夜，我們的辦公室被警方在沒有任何手令下突擊搜查，其後被武裝警衛長期佔據。 2019 年 11 月，Confidencial 設立了一個新的臨時編輯部，但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我們再次被警察突擊，他們再次奪去我們所有電腦和電視設備。儘管如此，我們從未停止透過數碼平台報道和廣播，一天也沒有停止。
奧蒂嘉還查封了有線電視頻道 100% Noticias 和《新聞報》的辦公室。但他從未能剝奪新聞業本身，因為被查封的媒體繼續以流亡的狀態進行報道。
這個政權還關閉了 40 多家地方電台和電視台，迫使超過 150 名記者流亡。其中一些記者重組了大約 25 家電子媒體，這些媒體主要分布在哥斯達黎加、西班牙和美國；然而，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流亡記者，為了生存，或因擔心家人遭到報復，而不得不離開新聞專業。
我們製作的電視節目《本周（Esta Semana）》和《今晚（Esta Noche）》，已被禁止廣播和在有線電視上播出，但我們仍繼續透過 Confidencial 的 YouTube 頻道和 Facebook，觸及逾 415,000 名訂閱觀眾。
社交媒體是克服審查制度的超卓工具，但同時假消息和政治兩極化，也在同一空間與獨立新聞媒體拉鋸。如果沒有民主和法治，新聞自由就會遭到不受制約的權力任意威脅，就像今天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內瑞拉的情況一樣。在那裡的記者得不到任何保障。
在美洲及歐洲，人權組織和致力於新聞自由的組織作出了非凡的努力，記錄及展示這三個國家如何迫害新聞行業。
然而最終，我們唯一的保護措施只有做更多、更好的新聞，以加強媒體的可信度以及我們與受眾的聯繫。唯獨優質的新聞工作，才能確保我們能夠有效傳播，抗衡政府的虛假信息，以及國家出資予統治家族私營企業管理的宣傳機器，包括五間電視台，和幾十間電台及網站。
尼加拉瓜流亡新聞業者的教訓與啟示
自 2021 年中期以來，我已經第二次流亡到哥斯達黎加，以避免因尼加拉瓜刑事起訴和逮捕令而被滅聲。我的整個新聞編輯部，以及幾乎所有的獨立媒體，都在流亡中工作。
流亡不再是一個迫使我們離開和搬遷到另一個國家的臨時緊急狀況，而是一種永久、中期的狀況。這對新聞業帶來巨大挑戰。我們的宗旨仍然是講述透過公民抗命改變獨裁統治的故事，但這些新聞報道的對象，並不是在哥斯達黎加或美國的流亡圈子，而是在尼加拉瓜。
從國外報道尼加拉瓜的情況，需要建立那些長期身處警察國家風險的消息來源。同時，這意味要提高核查標準，證實匿名消息來源，以便繼續發布可靠信息。
第二，我們必須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以便從國家內部調查腐敗、政府雇員的不滿和政權危機。我們還必須保證安全的溝通渠道，來保護我們的消息來源。
第三，我們必須通過合作夥伴網絡擴大我們的觀察和報道能力，並專業地為社交媒體上的圖像和資訊洪流進行新聞策展，以便能夠看到、聽到和報道日常生活的情緒、社會危機、鎮壓迫害、抵抗和變革的希望。
第四，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繼續在數碼平台上創新，以加強我們與受眾的關係，並講述令人難忘的故事，使我們能夠抗衡官方的謊言和社交媒體上瘋傳的錯誤信息。
事實核查（fact-checking）是克服錯誤信息的必要手段，但這仍不足夠。我們必須重建新聞媒體的信譽和讀者的信任，使媒體有能力重新與受眾建立聯繫，甚至利用社交媒體的影響力，來促進高質量的新聞報道。
第五，流亡新聞工作者還參與了國際和拉丁美洲的合作新聞倡議，如拉丁美洲調查新聞中心（CLIP）或美洲新聞平台（CONNECTAS），以具創意的多媒體敘事，講述橫跨多個國家的區域故事。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流亡新聞機構正面對財務可持續性的挑戰。這些機構一方面要面對由數碼革命引發的危機和與科技巨頭的不對等競爭；另一方面，政府又以法例檢控在這些媒體投放廣告的廣告商。這些危機迫使我們尋找新的經濟管理模式，並通過國際捐贈、觀眾捐款和商業盈利維持媒體的獨立性。
然而這也需要支持獨立新聞行業的慈善基金會和國際援助機構觀念上的範式轉移。它們有必要承認，流亡新聞業的生存不僅在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內瑞拉，而且在俄羅斯、烏克蘭、伊朗、阿富汗、緬甸、阿塞拜疆和其他國家，都是民主的當務之急，需要長期的支援策略。
以下我精選了 10 篇於 2018 年至 2023 年間，Confidencial 所發表的報道，當中有一些榮獲國際獎項，充分展現我們如何在獨裁統治下進行報道。
1.
2018 年 6 月，Confidencial 發表了題為「他們精確射擊殺人（They shot to kill with precision）」的調查報道。該報道根據 19 名鎮壓死傷者的電腦掃描報告，揭示狙擊手使用戰爭武器對平民頭部和胸部進行致命射擊。這些證據均得到醫學專家和受害者家屬的證詞證實，成為支持國際人權委員會後續有關尼加拉瓜大屠殺和所謂「清理行動（clean-up operation）」報告的關鍵之一。
2.
2018 年 11 月發表經濟學家、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中央銀行政治秘書 Ligia Gómez 的深度訪問。該報道探討有關穆里略發出「讓我們全力以赴（Vamos con todo）」的命令以發動大屠殺，也是一系列調查報道的第一篇，旨在揭示鎮壓指揮系統如何在警察和準軍事團體之間協調運作。
3.
2020 年 2 月發表有關「農村法外處決和屠殺農民」系列調查報道，揭示農村地區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發生的 30 多宗謀殺案，以及尼加拉瓜軍隊為何對此須負共同責任。
4.
2021 年和 2022 年發表關於政府隱瞞 Covid-19 造成大量死亡悲劇的調查報道。該報道通過比較分析疫情首 21 個月官方發出死因為肺炎、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相關的數字，證明尼加拉瓜是全球因疫症造成超額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具人性的數據新聞故事，全賴受害者家屬、醫生及衛生工作者不顧官方審查制度提供證詞，才能成就這篇報道，當中許多人付出了被解僱和打壓的代價。
5.
2018 年至 2023 年間，報道關於數百名政治犯遭受長期酷刑和隔離的狀況，以及警察、檢察官辦公室和司法部門逍遙法外的調查報道成為新聞焦點。政權一直未能從國家記憶中抹去這些政治犯的存在。
6.
2022 年 2 月發表的一份關於奧蒂嘉—穆里略家族 22 間私營公司架構的調查報道，以官方董事會會議紀錄為依據，揭發其私營企業的代理人網絡，以及它們如何挪用公共基金及來自委內瑞拉政府的援助金進行貪污。
7.
2022 年發表政府高級官員和數十名公務員的匿名證詞，顯示政府如何腐敗和鎮壓異己，並指出日漸失去支持的政權將政府工作人員脅為人質。
8.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有超過 60 萬名尼加拉瓜人大規模出走，相當於總人口的 10%，主要前往美國和哥斯達黎加。Confidencial 旗下的 Nicas Migrantes 平台，從另一角度，講述尼加拉瓜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角，包括滯留在墨西哥華雷斯城（Ciudad Juarez）的移民、在試圖橫渡布拉沃河（Rio Bravo）被淹死的人、在墨西哥被偷渡蛇頭拋棄在貨櫃車中窒息而死的人，以及在哥斯達黎加成為勞動剝削受害者的移民工人。
9.
針對奧蒂嘉政權主要國際盟友——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中國和伊朗的調查報道顯示，這些國家政府之間的保護主義，助長了政治間諜活動和違法不管的現象，並且對尼加拉瓜在獲得投資、國際貿易或接受外國援助方面幾乎毫無助益。
10.
PX Molina 繪畫的漫畫，以及政治諷刺電視節目 La Ultima Mirada News（The Last Look News）和 Fuera de Broma（Joking Aside）等展示，幽默和嘲諷是對抗專制權力時最有力的資源，是瓦解官方謊言奧威爾式語言的一種方式。
奧蒂嘉獨裁政權本來就不是一個接受問責的政體，因此這些調查報道並沒有令公共政策產生任何改變。然而，這些故事和數據，都大大幫助專家組今天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提交有關尼加拉瓜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告。而報告的結論就是，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總統奧蒂嘉、副總統穆里略以及國家的指揮系統在犯下危害人類罪方面負有責任，這些罪行且在尼加拉瓜一直持續發生。
這份重要報告中的證據，正是尼加拉瓜流亡記者的印記。記者們與受迫害者的家屬走在一起，寫出真相和記憶的一份初稿，為正義奠定基礎，豎立恢復尼加拉瓜民主的一根支柱。與此同時，國家仍然維持一貫論調，用仇恨言論污衊公民為「政變搞手」、「恐怖分子」，說他們現在是「無國籍」。但是，儘管恐懼和沉默仍然存在、試圖讓獨裁者逍遙法外的情況成為常態——獨立新聞正在真相的戰爭中獲勝。
面對民主的惡化，新聞界面臨的主要挑戰，始終是在最惡劣的政治撕裂環境下，仍堅持監督權力和做好新聞工作。
尼加拉瓜法治的崩潰，和獨裁政權的鞏固是一面鏡子，映射了今天受到獨裁主義傾向威脅的中美洲新聞業。在危地馬拉，賈馬特（Giammattei）政府將 El Periódico 的編輯 José Rubén Zamorddwa 囚禁在監獄達七個月。在薩爾瓦多，布克萊（Nayib Bukele）的政權已將獨立新聞標記為「敵人」。在洪都拉斯，我們慶祝加博基金會（Gabo Foundation）今天向 Contracorriente 的總監、年輕記者 Jennifer Avila 授予馬奎斯獎（Gabriel Garcia Marquez award），作為在暴力、腐敗和有組織犯罪的背景下，勇敢實踐良好新聞工作的典範。
中美洲的記者們一同堅守承諾，不屈服於威嚇和審查，也不會選擇自我審查。正如去年在危地馬拉新成立的中美洲記者網絡（Central American Network of Journalists）所言，「沉默不是一種選擇（Silence is not an option）」。
在危機中，記者有時需要面對取代政黨和其他機構角色的誘惑，但我們每天都要記住，記者不是法官、偵探、警察或稽核員。我們的使命也不是游離於社會運動，而是要維護我們的自主性，監督公共和私人權力，以及倡導變革的新力量。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註腳
1 譯自拉丁文：de facto，意指在事實上存在，但或許未被法律等官方規範所承認
2 編註：「戈培爾的孩子」指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