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精神健康與集體創傷的反思

月： 於香港土生土長的心理學家，沉迷反思精神醫學對社會的影響，不輕信專業框架，思索超越傳統治療的多樣可能性，繼續為同路人提供心理支援。

靖： 香港成長、海外受訓的心理學家。對傳統精神健康專業持批判態度，相信源於社群的智慧。近來連同其他心理治療師，為身處異地的抗爭者提供支援。

兩人以文會友，2019年因一篇反送中精神健康評論而結識、交流、互相扶持。

引言

2019年席捲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在規模和各方面的參與程度均超過了六年前的雨傘運動。這是一場涉及整個社會的運動——香港每人作為抗爭者、反對派或旁觀者參與其中。作為處於社會巨變當前的心理學家，我們認清了這一刻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在運動的波濤裡，我們瞥見零星的片段，這些片段反映出社會對心理健康的恐懼和幻想，並預示了我們自身轉化和解放的可能。這些時刻也成為了我們持續至今對話的契機：共同反思精神病理學論述和實踐裡個人與集體之間永恆的張力，精神病在運動以至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集體創傷的後遺和療癒。最終，若要光復我城，無可避免要從解放自己的思想開始。只有拋開正統和專制所造成的束縛，我們才能夠達到個人和集體的自我實現。

月： 我們的相遇很奇妙，老套地是因為價值觀跟想法與主流不同而成為朋友。在2019年社會運動開始時，我們談過很多關於心理學家可以做的事，如何定位等等。我沒有想過會遇到一位在外國的心理學家。

靖： 對啊！我也覺得很神奇，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見過面，一直都在網上交流。是這場社會運動把我們連繫起來。其實我們的想法在外國比較普遍，而我感覺在香港挺難找到共鳴的人。 

月： 沒錯，在香港是比較難找到同路人。在2019年6月，大家有強烈的情緒反應，主流的機構跟組織（包括支持運動的專業團體）都開始說很多人需要心理支援，那個時候我覺得有些不對勁，聽起來，心理服務好像是給社會善後。別誤會，我認為心理支援是重要的。只是，當面對一件大型的社會創傷事件，若大家唯一給予的解決方法是心理服務，而沒有更宏觀直接地介入癥結，我很擔心專業會淪落為維穩工具。

「有病的不是我們，而是社會」——制度與維穩的暴力

靖：  每逢社會事件發生時，專家會透過媒體或發表言論，把人們的情緒反應很快給予焦慮症、抑鬱病等標籤，以病理學的專有名詞去分析大眾的心理反應。著名學術雜誌《刺針》就於今年年初發表了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的研究，發現抑鬱病的風險比2014年的雨傘運動提高了一倍，創傷後壓力症狀甚至跟戰亂地區相若等，然而文章的結論，是呼籲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在精神健康服務上。

不知道是否顧慮到科學文章需去政治化，或許作者真的這樣認為——我卻因許多學者談論心理健康時，只用臨床病理的框架去理解，忽視探討更宏觀的社會脈絡和群體心理而感到失望。

月： 我也記得那文章。我們傳統的訓練一般也是把現象個人病理化，有時會盲目用醫療角度去理解個人，更遑論是一個群體，所以當大家都不開心、有惡夢、害怕的時候，心理學家會就自動下診斷，我不是指不可以下診斷，但診斷的意義複雜，尤其在這瘋狂的社會環境。我想起《救救正常人》，作者擔憂現在的精神醫學都失控了，精神醫學把越來越多人的自然反應病理化，視為不正常。

例如，我們遇到社會事件而感到焦慮，其實是否正常呢？若專家冒出來說這是精神病，需要看心理學家云云，坦白說，我是覺得有點侮辱。當社會發生前所未有的轉變，人民都在努力生存時，專家卻診斷為病，意涵為何？這不斷衝擊我去思考，如何劃分正常與不正常？如果一個人有抑鬱症的九個病徵，我是否就必須要稱之抑鬱症呢？到底有沒有區分之必要性？可不可以以非病理化的方式理解呢？我一直在苦惱，甚至有點失語。

靖： 還有的是，很多人可能不為意，精神病的診斷其實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不是解釋病因 （etiology）。「精神病」到底是什麼？ 現階段就是靠診斷手冊上描述的一些想法、情緒和行為等表徵，把表徵分類為不同病症然後取名。精神病診斷跟其他生理病不同之處在於精神病比較依賴表面徵狀，而非絕對和客觀的生理指。精神病診斷評分者間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¹ 多介乎低至中等，精神病的成因也比起其他生理疾病複雜，暫時並沒有一個清晰、直接和統一的理解。

尤其是在由醫學主導的香港，我們傾向以病理學理解心理現象。精神科與臨床心理學的培訓和實踐在外國其實存在許多爭議——他們被批評角度過於個人化（individualized），對問題癥結理解只停留於個體層面。當社會處於極端狀況，人們面對龐大的壓力或創傷，一些自然而然的反應卻被當成了病。在西方，面對受貧窮、種族歧視或多重創傷 （如兒童性侵害、家暴） 影響的人，心理學家不太重視診斷本身。2019年發生了一個牽涉整個社會的運動，但媒體上的專家仍然以個人病理化的觀點去分析大眾心理反應，我認為這樣的論述過於貧乏。

月： 我非常同意，所以很高興認識你，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在香港我不敢說沒有人持有這想法，我相信是有的。但當媒體尋求專家的意見都流於分析個人層面的因素，心理學家在社會運動的角色在大眾眼中彷彿就只有提供心理服務。我在想心理學家能否針對環境因素而發聲，可否提供集體的介入方式，而不限於個人心理支援。

精神病與其污名化在運動中詭異的角色

月： 在社會運動早期，有一連串的自殺事件，當時民間有很多討論，關於要尊重死者的選擇、死者的遺志。報導可以替死者以死明志，但同時也擔心會引起維特效應。^[2]

靖： 媒體處理自殺的慣例是盡量簡單報導或減少報導細節，避免引起模仿自殺。

月： 我當時也擔心這個效應，感覺很掙扎。當然我不希望有人死去，但同時如你所說，在極端環境下，我們應該如何了解這些死亡？慣常的應對方法適合嗎？究竟如何辨別對錯呢？當時有其他心理學家堅決認為要避免維特效應而不宜再報導細節，但同時我覺得很不尊重死者，如果死者自殺是有政治目的的時候，我應該如何對待這件事呢？當時一些行家會認為這些想法很「危險」，不知道你當時如何想呢？

靖： 這的確是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我覺得不能當作沒有發生，但如果大肆報導又可能會在極端的壓力下牽動很多人的情緒，引起自殺的念頭。

我記得當時有些媒體報導他/她們的精神科病歷，意味死者是因精神病而自殺，否定死亡的政治意味。同時有些支持運動的人會覺得談論任何精神健康問題都是抹黑，他/她們純粹是因政治而死。可是我覺得事情不能如此黑白分明，他/她們可能同時面對著精神困擾和政治因素，兩者互相影響，我們無從得知。這些公眾反應及討論反映香港人對精神病普遍的誤解，例如有精神病的人是殘缺的，或者他/她們沒有能力超越病態去作出判斷和表達政治訴求等污名。

月： 說到污名化，我也有思考「精神病」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雖然「精神病」從不是鎂光燈的焦點，但卻會老是常出現。例如，當吳同學在中大卸除口罩自白時，很快有人以她的精神病病歷去攻擊她，說她的話不可信，用精神病抺殺了一個人的人格；然後在陳彥霖的死因庭也有精神科醫生在沒有見過當事人的情況下推論她有人格障礙以及對立反抗症。把一切卸給「精神病」。「精神病」之所以可擔當一個詆譭人格及影響社會輿論的角色，均反映社會對精神病的污名。

靖： 我覺得把一切歸咎於精神病診斷或全盤否認它代表的困擾，這兩個觀點都不理想。在這二元對立那麼強的社會氣氛下去理解有精神科病歷的人們，都似乎有欠公允。

月： 回歸基本，就是我們可否立體地尊重每個個體的經歷。

個人與群體拉扯

月： 談到現在，在香港有心理學家，包括我自己，非正式地為受社會運動影響的人提供心理支援。我在想，在這極端和持久的社會創傷下，我們應該如何支援呢？當中可以有不少拉扯，治療方向是什麼？你有沒有什麼經驗或者想法可以分享？

靖： 這個課題真的很迫切，因為我們在海外也漸漸接到一些受運動影響的人求助。他/她們療傷之餘還要適應外國的文化差距和種種處境上的挑戰。

我們對社會事件的觀點會決定我們的治療方向。如果我們把各種心理反應理解為集體創傷的表現，介入方向便會完全不同。這樣的詮釋可能會僭越政府界定的紅線，因為如果用創傷去解釋這些人的經驗，很可能與政府的立場有衝突。如果把精神病患者增加歸咎於個人因素，應該比較貼近政府的立場。

月： 聚焦用一些個人因素，如遺傳、家庭關係去解釋症狀、是安全範圍內的說話。

靖： 以創傷去形容就可能會僭越這條線，因為繼而會聯想到當中的因果關係——是誰對誰造成怎麼樣的創傷呢？ 這些答案可能不是當權者想聽到的。而且創傷的集體性質也很重要——這是對一整個社群施加的傷害。如果從這角度去看，我們提供的支援也需要是集體，讓求助的人彼此找到共鳴和力量。

月： 我的看法是要承認心理困擾的成因是與社運有關（當然前提是事主的困擾主因是社運），很多時候，當專業人士確認這一點時，已經是一種釋放， 因為有些人會想：「為什麼我有這些想法？」、「是不是我有問題？」、「 為什麼我如此不快樂？」、「 其他人得看似很正常。」

靖： 「為什麼我天天只碌手機？」、「為什麼我總睡不著？」、「為什麼我無緣無故會暴躁？」這些看起來不太關連的煩惱，其實心理上可能來自同一個根源。

月： 沒錯。還有會很快會責怪自己，但當承認社會成因、很多人也受影響時，本身已是一種安慰。我絕不會急於下診斷，有些人會問我他/她是不是有抑鬱症，我的說法是你的徵狀跟抑鬱症的病徵吻合，但我們不一定要以病去理解狀況才可提供心理支援，我重視的是你，不是你的病。甚至我觀察到，有些年輕人明確地拒絕以病去理解或解釋自己的狀態，我也會尊重。

人有反應是人之常情，相信自己有這個感覺，一起去探究這些表徵的深層意義，學習找到一個平衡。另一個方向我認為重要的，保存求助者的內在力量。治療不是要令人變成一個快樂的奴隸，不是要令人毫不受影響，而是學習面對情緒的方法，重拾力量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這討論很重要，因不少人在社運中對專業人士失去信心，心理學家需要深切思考如何真正與人同行，如何重新建立信任。

靖： 對，我們目標不是讓人歡愉地面對失常的社會，而是透過學習接納包容自己種種的情緒、掙扎，轉化成為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如果開始將自己的苦痛連繫到受創傷、需要療傷，可能會比較遠離「我有病、我黐咗線、我無能」的想法。

2019年10月，一名前線抗爭者受訪說到他因經歷多次暴力衝突，受這些回憶纏繞，被心理學家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雖然這仍是病理化、個人化的診斷，但亦是用創傷來解釋這場社會運動的一個開始。然後同月一班社會工作者創立了創傷同學會，我很欣賞他/她們把這些超越醫學病理框架的概念傳達給更多人，一直亦有留意他/她們的活動。

在社會創傷中集體療癒的可能

月： 說到創傷，不如我們談談如何療癒。我觀察到有不少想法一致的人，主張創傷療癒的人很多都不是心理學家，例如馬傑偉先生寫了數篇關於集體創傷的文章。我們應該如何推展集體療癒呢？

靖： 我因2019年發生的事看了很多文獻，嘗試了解其他承受集體創傷的社會如何了解和治癒創傷。解殖思想家法農亦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大地上的受苦者」除了闡述他的反殖思想，最後一章也描述了他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中接觸過的病例，突出了社會創傷和人民精神上的煎熬之間的千絲萬縷；還有提出解放心理學的南美心理學家馬丁·巴羅——他把抑鬱、焦慮、歇斯底里等視為人在壓迫下自然的反應 （“a normal reaction to an abnormal situation”），並不會急於病理化這些情緒反應。

馬丁·巴羅相信心理學除了可以幫助個人自我實現，心理學家亦有義務為群體和公義發聲，造就人民的自我實現。他的思想和經歷很感動我——他因在薩爾瓦多支援深受打壓的人們最終被刺殺。他利用社會心理學常見不過的問卷和數據抗爭，揭露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他/她們真正的想法，去反駁政權的政宣和論述。這也是一種實踐心理學的治療方法，而不只限於一對的對談。

香港以前比較少大型的集體創傷事件，但有些社會長期面對集體創傷，我們或可以從中學習。尤其是南非的情況令我很有啟發，那裡的心理學家寫了一些關於集體創傷的文章——如何在傳統醫護體制外支援抗爭者，又提出「持續性創傷」^[3] 的概念等，這些都比我們傳統處理創傷後壓力的方式更貼切地回應到生存在政權打壓下人們的處境。很多源自非西方國家的治療方式都是集體、基於社群的。

月： 很同意，集體創傷集體療癒。我們可以走在一起，訴說自己的故事，彼此見證彼此的傷痕，一同梳理經歷，然後一起尋找共同的價值觀、身份、願景，互相支持，找到力量走下去。有關於民間自發、民間自救的概念我也很同意，專業人士在這種創傷事件之中其實可以很無知，而他/她們其實也同時受創。我們需要多與不同的人一起共同建構一個療癒香港、療癒自己的方式。我很希望有更多民間自發的方案，拓闊對療癒的想像，而不是單單心理學家內部談論解決方法，否則會很不切實際。

靖： 對。在美洲，智利和北美原住民會以故事或見證作療癒 （narrative/ testimony therapy and restorative/ transformative justice）。當面對社會壓迫、不公義、受到創傷，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在社群內磋商、建構共識，也是一個治癒的過程。當事人可以透過訴說自己的經歷梳理情緒；刊登的故事和法庭的證供也很有力量，因為那是一種集體見證。把大家的故事收集公開、重疊編織起來，是一個爭取社會公義的方法。除了心理上的宣洩 （catharsis），不令真相被埋沒也很重要。

幸好很多在西方受訓的心理學家也跟我們身同感受。我的課程包括了社區心理學，籲心理學家走入社群，平起平坐的溝通、交流，利用我們的知識去理解人們的經歷和智慧，他/她們對問題的看法和心聲，從而共同尋找對策。

月： 我想引用馬傑偉：「相信專業，但不盲信專業。」當心理學家也不盲信專業時，我們會有更加多空間思考療癒的可能性，例如我們也可用自己受創的經歷，同時聆聽其他人相似的狀況，當中已經有很多治療的智慧和力量。沒錯，每個人也是自己的專家。

最後我也想分享一點，真正的療癒需要彰顯公義。心理上療癒創傷等都很重要，我也不是否定個人療癒的看法或定義，也不是否定個人內在的轉化能力，但公義仍是重要的一環。

靖： 我同意，彰顯公義是集體創傷最有效的治療。

月： 我們仍要繼續爭取社會安排合理，建立人可以感覺安全的環境。

靖： 香港人過去這年都失去了一種根本性的安全感，在可見的將來也要面對著一個失常的社會狀態、或流離失所。我們要一起思考如何走下去，如何在一個那麼極端的處境裡維持自己，為自己和同伴療傷。直至社會環境容許時，我們才可以真正的痊癒。

（特別嗚謝 JPC 在百忙中協助整理文字）

延伸閱讀

說不出口的集體創傷：反送中半年，心裡有傷的香港人該何去何從？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traumatized-hongkonger

香港人面對精神創傷「疫潮」，因政治禁忌難以解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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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系大叔」馬傑偉，苦難時代如何找回內在力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09-hongkong-interview-eric-ma/

Fanon, Frantz. 1961.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aris: F. Maspero.

Martín-Baró, I., Aron, A., & Corne, S. (1994). Writings for a libe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