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無盡，革命不止

「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
─赫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抬頭尚有天空，敲不碎。」
─林夕，〈最後的信仰〉

一、革命

革命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事件，而是導向體制結構性矛盾爆發與改造的歷史過程。2019-20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不只同時引爆了國家與國際層次的矛盾，並且也啟動了一次重新定義香港主權地位與國際政治秩序的革命性變化。這場預示新時代秩序來臨的革命才剛剛開始，而所謂「流水革命」只是它的序幕。

反送中運動徹底揭露了中、港之間幾近於無解的結構性矛盾：「一國兩制」是一種缺乏制度保障與國際監督的不對稱聯邦體制 (federacy)，以此種極不穩定的體制來勉強整合兩個規模、實力懸殊，價值觀迥異，缺乏共同歷史記憶，而且發展方向分歧的社會，容易誘發強者侵略弱者，引起弱者抵抗，再招致強者更強力鎮壓，經此暴力螺旋 (spiral of violence)，雙方對抗逐步上升，最終不是弱者被完全併吞，就是出現分離主義，而脆弱的聯邦體制則徹底瓦解。換言之，這個體制從一開始就設定了香港人追求民主的上限，不在於〈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的明文承諾，而在於宗主國中國善變的意志。然而中國是一個沒有分權傳統，不懂民主治理，而且不受國內與國際法約束的獨裁擴張主義強權，因此不僅不會容許港人民主自治，而且會逐步回收原有自治權。任何想在這個體制下真誠追求民主自治的香港人，即使最初毫無革命與分離意圖，最終也很難不被這個具有自毀傾向的不穩定結構逼上入獄、流亡、革命與分離主義之路。這就是1997年以來中港關係的發展軌跡。

中、港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2003年反國安立法首度表面化，歷經反國教、雨傘和魚蛋的動員，隨著北京步步進逼，雙方衝突逐步升高，最終香港人在反送中運動中與北京全面決裂、正面對決，而反抗力道之強逼出了北京出重手鎮壓，但也逼出了香港分離主義。如前所述，多數務實馴服的香港人最初未必懷抱革命意圖，然而中港之間「同床異夢」的矛盾與一國兩制的失敗誘發了一場非預期革命 (unintended revolution)。用白話說，錯誤的制度、失敗的治理和愚蠢的鎮壓造成了官逼民反的結果。

這場意外的革命催生了世界史罕見的長期、大規模、如流水般變幻自在的「無大台」群眾動員，年輕的香港示威者以弱勢者的「攬炒」戰術迫使北京巨獸從幕後現身，撕下「兩制」假面，將2047香港攤牌時程一舉提前三十年，更以綿密有效的國際宣傳與遊說啟動了「天下圍中」的新地緣政治態勢。2019-20的「香港之戰」(Battle of Hong Kong) 可謂新冷戰第一役，與1950年代引導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阿爾及爾之戰」 (Battle of Algiers) 前後輝映，必將載入史冊。然而流水革命並未達成民主自決的政治目標，因為「攬炒」成功換來北京的反擊與報復，而北京與香港傀儡政權的聯手鎮壓有效地終結了運動的街頭與議會戰線。在國安法體制的實質戒嚴統治下，香港正在迅速焦土化之中。

流水稍息而革命不止。英國政治哲學家Margaret Canovan說，民族認同有如蓄電池 (battery)，蘊含了足以驅動民族共同體的巨大能量。長達半年以上的流水抗爭與國土巡禮擴散、深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成功形塑了一個香港人民族∕共同體認同，在這個認同之中蘊藏著巨大的情感與行動能量，這股能量沒有也不會因國安法而消失，只是在新的政治條件下轉換型態：香港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流水」分化為潛入地下的本土「伏流」與擴散到全世界的國際「洋流」兩個戰場，持續澎湃開展之中。流水無盡，革命不止。

二、戰場

獨裁者習近平面臨天下圍中，內憂外患，中國作為後進帝國尚未真正崛起就已開始衰落，但帝國解體過程需要時間，因此我們面對一個複雜的持久戰態勢，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

1. 伏流─本土戰場

在中國直轄、總督獨裁、實質戒嚴的香港本土現狀下，從事傳統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街頭動員的空間已經消失，選擇或被迫留在香港的手足應借鏡戒嚴時期臺灣與八零年代東歐民主運動的經驗，在政治權力(political/state power) 被完全剝奪的惡劣條件下，固守公民社會，培養社會權力(social power)，進行「以社會對抗國家」的體制內持久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以下試舉數例說明：

固守（公民）社會

中國社會已被國家摧毀殆盡，但香港在歷經近兩百年獨特殖民統治與資本主義體制下，已發展出一個極其複雜(sophisticated) 的現代社會，具有高度的社會自主性 (social autonomy)，並非外來獨裁政權透過鎮壓、收買與組合主義(corporatism)式的收編操縱等手段即可輕易控制，因此抗爭者應固守社會陣線，盡一切力量維持香港的社會自主。具體作法如掌握各種民間團體（NGO, NPO, 工會、專業團體、媒體、文化團體、宗教組織、地區組織、業主法團，甚至向來為建制派壟斷之工商團體、扶輪社等）、大學校董會、學生會、學聯等，建構、鞏固並維持香港的自主社會網絡，使不受政權滲透。在國家權力被外來者剝奪的情況下，香港必須建立社會自我防衛的機制 (mechanisms of societal self-defense)。

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是前述香港社會自主網絡的一部分，也是未來的香港國民經濟體 (Hong Kong’s national economy)的雛形，但在缺乏國家保護下，必須以更隱晦、長期與專業化的方式耐性地建構、經營。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在60年代因外貿興起，成為日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然而香港本土資本卻多為與中共勾結，阻礙民主化的買辦資本。一方面，作為一種經濟民族主義的計畫，黃色經濟圈是培養真正的香港本土資產階級 (national bourgeoisie)，以擴大民主化社會基礎的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另一方面，作為國民經濟的雛型，黃色經濟圈必須兼顧發展與分配，摸索建構階級同盟與社會團結之道。這是極度艱困的道路，但卻是建構真正的香港「共同體」必須行經的荊棘之路。

選舉與議會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是威權統治下受到操控的有限選舉，也會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重要驅力，因為選舉是平時受壓抑的民意得以發聲，反對陣營得以進行公開動員，宣傳理念，創造政治正當性，以及培養具聲望政治領袖的重要戰場。同理，即使受到限制的議會也是寶貴的戰場。未來如香港政權局部開放選舉，絕不可放棄任何一個戰場、一點空間，即使受到重重限制的選舉也要參選。如能當選進入議會，即使只是絕對少數，即使無法杯葛拉布，即使問政議題被嚴重限縮，甚至即使必須宣誓效忠─不管受到體制如何的羞辱，都不能放棄，都必須發聲。這不是妥協，而是懷抱革命視野進入體制的行動。在戒嚴統治下，每個隙縫都具有公共性與顛覆性，陣地戰必須懷抱「滴水穿石」之志，累積勝利的動能。

文化思想陣線的開拓

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民族∕共同體認同，是支撐香港命運自主的情感與心理基礎。香港人教育程度雖高，但流浪意識強，習於為人作嫁，過去較少以香港為主體的角度思考問題。流水革命雖然改變了這個狀態，形塑了一個穩定的香港人認同，但這個認同還很年輕，缺乏時間積累的厚度，因此應從文化、思想角度予以發展拓深。大規模政治與社會運動所創造的巨大能量在面臨政治空間緊縮時，經常會轉移到文化、思想領域，並在這個領域發榮滋長。台灣在1930年代前半出現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透過文學、語言、音樂、民俗、歷史、哲學與社會科學論述的積累，形塑了今日台灣民族認同的原型，就是政治運動被鎮壓後社會能量轉移的前例。香港本土文化在文學、音樂與電影等方面已有積累，本土歷史學也已萌芽，在政治寒冬來臨之時，我們期待見到香港人以「我地好撚鍾意香港」的熱情，展開一場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文藝復興運動 (Hong Kong Renaissance) ！

2. 洋流─國際戰場

在白色恐怖下被迫或選擇遠走他鄉的手足，並未脫離革命，而是革命向世界的擴散與延伸，他們正在創造所謂「國際線」的新階段樣貌。

在持久戰的態勢下，國際戰線不再只是twitter 戰或短期速效的國際遊說，而是建立在全球海外香港人社群（Hong Kong diaspora ）網絡基礎上的長期深耕工作。具體而言，應該建構一個全球香港同鄉會的相互支援體系作為「海外香港」的母體，再由此分化出各種功能性組織，如政治團體、文化團體、經濟團體等，分進合擊，這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海外新香港」。李嘉誠式的海外香港商城，或者鏡花水月般的國際特許城市 (international charter city)，都只是在複製無根的「浮城」而已，真正的「海外新香港」必然是一個植根在地的全球香港人網絡（locally embedded global Hong Kong network）。在此意義下，反送中階段的國際戰線做法必須根本改變。例如lobby，必須師法美國猶太人的Israel Lobby和台灣人遊說團體FAPA的典範，從名人主導的短期遊說，轉移到在地生根，長期耕耘，最後把力量轉化成組織性、常態性國會遊說的形式。

換言之，持久戰態勢下的國際戰線必然是移民與流亡的結合，班·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所謂移民與亡命者對故土「遠距離民族主義」(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的體現。當代的數位通訊科技條件已使它更易於操作與實踐，而百年來習於漫遊世界的香港人則較任何其他民族更理解如何融合移民與流亡，如何同時保有在地與故國的多重認同。花果飄零的香港人將在海外重建連結，我城將不再是浮城，而是一座飛行的空中之城，行經世界而返鄉。

最後，國際戰線的另一功能，是香港思想論述的發展與文化認同的發揚保存。列寧在流亡中創辦《星火 (Iskra)》，書寫〈What is to be Done?〉與俄國社會分析，引導了日後俄國革命的路線。以《東方主義》奠定國際發言地位的移民之子薩伊德，身在美國卻日夜書寫故土，「以一生證明了巴勒斯坦的存在」。史明與王育德在流亡日本的困頓之中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與《台灣：苦悶的歷史》，召喚出台灣人遲來的歷史意識，創造了台灣主體性的精神基礎。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說，哲學必誕生於痛苦，流亡雖痛苦卻帶來自由，就讓痛苦與自由催生出香港的思想與認同吧。

3. 黑潮─台灣的角色

黑潮是世界第二大洋流，由菲律賓經台灣東岸往北至日本與親潮相遇後向東匯入北太平洋環流，繞行太平洋東岸後回返，形成循環。黑潮是台灣抵抗史，以及台灣與世界連結的象徵，未來也將是台灣為受困的香港重建與世界連結的象徵。

台灣已有眾多港人移居並逐漸形成社群，因此必然是「海外香港」的重要基地之一。除外交、政治、經濟、救援、後勤等較明顯的功能外，尤應注重台灣在文化上的角色。不少香港知識份子或許會選擇遷移到西方國家，以英語向世界發聲，但大部分香港知識份子與文化人仍以中文為主要媒介，向中文世界發聲，因此民主自由，而且出版與文化事業蓬勃的台灣，自然成為這些知識份子尋求聯繫、協助，甚至出走的對象。我們可以預期，台灣將會在香港即將到來─或者正在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事實上，這個情況已經開始發生，此刻已有不少香港知識份子與文化人選擇在台灣出書，或者移居到台灣。當代香港知識分子為「避秦」遷徙到台灣的現象，很難不使人聯想到1930年代歐洲知識份子為避納粹之禍而大舉遷徙到北美的故事。我們期待，香港知識份子的跨海東進，會促成一次台港文化的交融，以及兩地的新一波文藝復興。最終，香港革命是一場認同之戰，文化、思想、價值才是深化認同，延續香港革命的火種。

三、希望

香港流水革命仍在，只是轉換型態，化為本土伏流和國際洋流，而轉換型態後的流水革命依然如水之靈動，如水之自由，如水之強大，如水之綿延，如水之無所不在。有一天，伏流將破土而出，洋流將回返我城，革命將如水再起，洗滌污濁，衝垮帝國，光復香港。

你問我，希望何在？我回答說：習於流浪的香港人如今已經產生鄉愁，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最強韌的羈絆，這就是希望的根據。

（初稿成於2021年1月6日上午，香港大逮捕之後，1月7日修訂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