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無內政

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正式揭幕。同年5月，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美方指控中國科技巨頭公司華為有害國家安全，對伊朗出售限制電子科技產品，違反美方禁令；華為旋即表示會與華府合作，確保其產品的安全規格。反送中運動的發展與中美貿易的談判交惡，在時空上巧合重疊；中美的政治經貿角力，形成本地抗爭運動的背景。本身近乎無人問津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從速排上美國國會議程，旋即通過。短短半年之間，本地抗爭與國際戰線雙線並行，外交倡議的起伏跌宕，一一牽動抗爭者對運動前景的盼望和信心。

及至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長達一個月的點票過程更牽動不少以港為家者的思緒。除了美籍港人，不少無票的香港抗爭者對太平洋另一端的選舉亦關心至極，希望心中的當選人能夠更有力聲援本地抗爭。反送中運動之前，美國大選和美國政治並非大部分港人的關心事務。反送中運動開始後，運動的緊湊發展和策略，卻使本地抗爭者大量投入Twitter轉發新聞時事、在各大政府網絡平台聯署訴求，務求各國施壓中共，為運動打開空間。反送中運動獲國際媒體大幅報導，亦使抗爭者在推進「攬炒」的倡議過程中，近乎可以略過他國的一些本地脈絡和爭議，獲得報導和曝光，使流散各地的撐港團體能打出人權牌的路線。隨著國安法通過，大型運動漸次轉為流動抗爭、日常反思甚至地下活動。當國際倡議工作未必只能夠靠運動風潮去匯聚道德力量、人道關注時；國際線上的合縱連橫，或者流散各地者，或無可避免要進入他者的在地視野，尋找跨地民眾能起共嗚的課題和法門。

盤點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美國本土政治經濟的變化，牽涉者眾多，亦各持不同利益；二戰後各國百廢待興，本土無損而坐擁軍、工、農業基建的美國旋即接下大英帝國霸權的寶座，逐步成為牽一髮動全身的超級大國。作為全球霸權之一的美國，內政變動都與國際動態緊密相連。有論云不理解美國和世界的緊密關係，幾乎無法理解美國的內政變；美元內政變遷，亦往往牽動全球政治。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論，美國的政經政策一直對東亞的政治經濟軌跡影響甚深（反之亦然）。美國與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地區，過去曾有什麼交往？未來在抗爭路上又會有什麼交接？美國的城鄉變化、種族政治、國安課題、去工業化浪潮的市場全球化政策，如何造就贏家和輸家？戰後的發展過程又如何埋下後來中美貿易戰的伏筆，牽動眾人心緒？美國人的利益，向來分層甚多；眾人的福祉追求，近三十年來亦與美國的內部政經轉變、中美關係、對外貿易政策互為影響。若然抗爭者期望持續開拓國際間的盟友，對他者有更多理解，實屬有益無害；探索區域之間的交流，亦或可為人權為本的論述外，開拓政治經濟的分析，將香港的長短命脈之處重置在全球新一輪的變動浪潮之中。

理解美國，法門甚多，可由意識形態、宗教發展、軍事學、反恐研究、帝國殖民、移民政策、政治體制、性別運動、科技發展、學術機構作切入點，得出更多細膩的觀察，甚至截然不同的見解。本文將從其中一種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概要勾勒二戰前後的美國社會變化，如何影響戰後的地緣政治、東亞的政治經濟形態、後八九屠城的對中政策和隨後的中美貿易衝突。本文將檢視美國在二戰後的工農業發展分水嶺，如何與種族衝突、財富懸殊加劇的軌跡交錯。本文尤其希望探討美國人所運用的分析框架，如何與其身分背景、社群經驗、政經機會交疊；而部分地區的城鄉經濟亦受全球經濟思潮和美中貿易關係牽動。

回溯美國的歷史軌跡，筆者謹期望與各方共同思考美國總統大選過後，美國社會衝突會怎樣與東亞政治互動？貿易戰如何反映二戰後的全球經濟和金融貨幣體系的衝突？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回應本土政治經濟危機的策略，於美、中、港關係有何啟示？拜登上台為對中強硬路線帶來什麼暗湧？人權論述外的政治經濟發展，是否可能開出多條不同的前路？以往，美國內政變化與東亞政經發展的互相形塑，一方面促使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另一方面亦成就保護中共於八九屠城後的經濟過渡和改革，間接形成當前的人權危機和中美經濟發展的樽頸。本文謹旨在拋磚引玉，點出幾個筆者關心的課題，從而與各位思考抗爭前路的多變可能，希望能促進更多在國際線上合縱連橫的思考。

由孤立政策到同盟策略：城鄉變化與工業遷出

美國接下大英帝國的霸主位置，領導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始自二戰之後，一改其戰前的孤立政策。但接下領導全球的霸主帝國之位，一方面加劇美國國內的城鄉經濟變遷，種族衝突；另一方面因應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優勢，促進了消費主義抬頭和美國的放貸能力，推進其經濟實力；同時抗共為主的東亞經濟政策，開啟了美國工業外移的先聲，適逢遇上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等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經濟體，一來一往，既成就東亞經濟模式的發展，亦埋下後來工業搬遷至中國的後續，由貿易互利變成貿易衝突。

美國內政與東亞經濟發展千絲萬縷，而二戰為重要分水嶺。二戰前，美國獨立後，開國元老 Alexander Hamilton 定出國策，旨在自給自足，期望由工業生產振興本土供給和軍備所需，捱過被英國再殖民的威脅。而另一批元老如Thomas Jefferson等人重視小農立國，作為獨立自主的象徵。而作為蓄奴主經營田園的Jefferson，十分顧忌選舉過分傾斜向城市，在推動美國的選舉人制度過程中，以保障農業地帶為名，爭取計算無票黑奴在選民人口當中，成為有名的「黑人人口當作五分之三個白人」計算（Three-fifths Compromise）。而後來不少被歐洲移民殖民的東西兩岸美州原住民土地，即成為二戰前美國工業、農業城市的發展地。美國立國之初，雖然開啟了自治政府的先聲；但殖民美洲原住民、排拒南歐白人、戰敗的墨西哥裔、亞裔移民和奴役黑人的經歷，亦構成纏繞美國社會二百多年不斷的種族衝突。

二戰期間，美國捲入太平洋戰爭，沿海軍事工業如船廠極需人手，吸引大量移民，招聘包括此前一直被白人排拒的南方黑人。不少黑人遂移入沿海城市，造就當地房屋供求緊張，例如加州有法例拒絕黑人購買白人房屋，阻止黑人移入白人社區，形成另一輪的種族區隔。不少房屋供應商亦開始在城市近郊建屋，吸引白人移出城市中心，是為 subdivisions 的獨立房屋，開啟二戰後的具種族區隔色彩的近郊化社區（suburbanization／suburban neighborhood）^[1]。

二戰後，近郊化社區模式擴展帶來的商業模式，鋪墊了東亞經濟發展的前奏。政府官員和不少白人將美國家庭享有獨立房屋花園的理想形象投射在近郊，加速大量白人移出城鎮。同時，政府將不少資源撥款從大量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居住的城市中心抽調到近郊區域，大建州際公路，刺激為近郊白人社區而建的商場（shopping malls）大為擴散。^[2]同期，近郊社區、商場配搭公路，促成零售商倉庫大量儲貨的新營商模式，追求規模化量產，形成工業開始慢慢往美國本土以外的地方遷移。加上二戰後，美國否定多元貨幣政策，建立以美元作全球流通貨幣的開放型經濟體，逐漸大量入口他國相對廉價生產的貨品^[3]。

適逢其時，二戰後在思考如何發展經濟的東亞各國，在一系列的工業政策互動下，成為了美國工廠生產外判的接頭人，發展成代工經濟（contract manufacturing），供貨予美國零售商、近郊商場及相對富有的美國消費者。及後美國的工人抗爭運動與大型連鎖店相爭，電子條碼技術發展，航運貨櫃改革，韓戰、越戰，軍貨往亞，商貨回美，都促成了東亞代工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美國對東亞的關係並非絕對主宰，也有賴東亞政府一系列農業、工業政策、本地企業、跨國商人、企業和本地工人參與，促成其代工經濟的營運模式）^[4]。

跨太平洋的生產、運輸、消費網絡，也形成後來高科技產業技術轉移往東亞國家，尤其是電子業，包括微波爐、電視機、計數機、吸塵機、收音機、汽車、個人電腦、平版電腦、智能手機，不一而足。日、韓、台、港四地的後進發展（late development）經濟奇蹟，與拉丁美洲的裹足不前形成了鮮明對比。

惟在八十年代，美國的內政再次轉動，亦間接挽救了八九屠城後的中共政權。因應美日貿易逆差，美國與盟友在一九八五年簽署《廣場協議》，期望以新一輪的跨國共識，勒令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作貨幣貶值，使美國可出口更多商品至日本獲利，從而調整貿易差距，造成日本經濟上所謂的迷失（二）十年^[5]。近年有論者企望美國以金融系統制裁中國，以擊到日本之法擊到中國；但亦有論調指出美國與中國在人口、經濟實力、互相依賴程度之深，遠非當年美日關係可比擬，何況今天的美國更是一個五勞七傷的衰落帝國？後文將論及今天美國內部城鄉社會的創傷和動盪，似乎亦比八十年代深刻；以美國為首的戰後資本主義系統，似乎亦受美國的盟友是否仍視其為老大哥所影響。

同一時期，美國在八十年代放寬反壟斷法，促使大型企業在多個領域進一步互相併購，形成新一波零售革命，變相逼迫東亞經濟進一步轉型。美國的零售企業競相下調價格，逼使東亞代工廠商必須進一步壓低生產成本，面臨破產或遷廠的抉擇^[6]。權衡利弊後，大量台商（聯同港商北進和日資回流）在1989年後遷往中國大陸，透過大量資本、技術和中國的低價勞動力來壓低成本、賺取利潤，同時放任中國的威權體制維持弱人權、低價勞工的生產模式。從需求端，到中間商，再到製造端，這一條生產鏈不僅延續了中共的經濟改革，甚至依賴並加固了中共的政權穩定。後話是中國在接下來的三十年成為世界工廠，利用大量從改革開放政策下農村釋放的勞動人口從事廉價勞工，向各國輸出低廉產品，並養活了美國的低薪工人。八九屠城後，美國和日本皆傾向撤回制裁，並對中國輸出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扶植大陸中產階級冒起，以促成中國政體的政治轉型，如同蘇聯和東歐因經濟因素而解體轉型^[7]。

美國國安政治中的區域戰略同盟政策始於二戰之後。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智庫成員 Rapp-Hooper 指出，戰後美國一改孤立政策，採用共同進退的威嚇及震懾戰略，透過與區域盟友結盟，從而遏止潛在軍事衝突。例如東亞的第一島鏈 （first island chain），對美國收集情報和聯繫盟友與中共、北韓、越南、蘇聯對峙有其功用。軍事情報以外，美國則是集中支援各國工業經濟的發展，間接促成內部工業外移至自由世界盟友陣營的經濟格局，進行所謂資本主義陣營對壘共產國家的戲碼。二戰後的地緣政治、軍事佈局與海外經濟援助，和美國本土城鄉變遷發展、工人移遷，密不可分。惟美國的外政變動及內在經濟變遷，在一定程度上亦加劇了本土的種族隔離政治，催生了有色人種與白人不同的記憶、生活經驗和種族視角，以看待美國政府。

種族政治中的貧富懸殊、黑豹黨、社區自救

要介入美國的本土課題，幾乎無法離開種族課題。而種族課題，尤關美國政治經濟制度下的資源分配，如何形塑種族之間的差別待遇、經濟機會和社會階級分層。如果香港以黃藍定政見；美國的膚色則是另一種顏色政治，牽動在地選民的價值利益、社群的生死前途、選舉議題和社會運動的大眾動員。而美國的工業外移政策，國內經濟變動，城市中心、近郊、鄉郊，都以不同形式影響種族政治，特別是非裔美國人對白人種族主義者和白人主導的政權的反抗。

1980年代以來，美國內政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之一，便是全球化經濟政策帶來的貧富極度懸殊。全球化政策（Globalization）期望在全球推動單一市場，讓資本自由流動，一方面以競爭為名推動所謂投資、科技和效率創新；另一面各地面對急劇轉動的經濟轉型，或造成大量工業外移或在地商舖倒閉，失業人口難以如資本般流動四遷，加劇地域間的貧富差距。如前所述，東亞和中國經濟無疑亦受全球化政策所牽動，開啟或引爆其經濟格局。

近年有關美國經濟發展的辯論，難免牽涉美國的工業政策、稅務改革、房屋規劃、移民課題、教育及健康政策及反壟斷法的運用或廢弛。論者質問，在每次的經濟變動中，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否都在削弱工薪階層的集體力量，將財富、權力轉予美國最富有者手中？有關政策是否導致巨型企業坐大，推進壟斷牟利或惡性價格競爭，促成工業外移，令曾依賴重工業生產的鏽帶城市^[8]、近郊貧窮失業人口上升，形成日益崩緊的社會張力^[9]？研究近郊貧窮議題者指出，2000年後的科網泡沫和金融海嘯造成的兩次經濟衰退，使低於美國聯邦政府貧窮線的人口從2000年的二千萬人升至2010年的一億零四百萬人 。2007年至2016年間，家庭收入中位數下跌31%；2009至2012年間，被逼遷無家可歸者每年達一百萬人，比起2006年的三十八萬人更高^[10]。美國工業外移後的經濟，轉為更依賴服務業、房地產和金融業，但全球化政策容讓更多熱錢走入美國，同時加劇銀行放貸過濫的情況，造成泡沫經濟，結果往往傷及工薪階層的就業、存蓄及還債能力。

今年其中一個獲本港注目的美國社會衝突，莫過於Black Lives Matter (BLM) 運動，揚起美國政體是否系統性迫害無權者和有色人種的爭議。近年種族研究的其中一項焦點，是檢視在二戰後聯邦政府如何促成了族裔間的貧富差異。二戰後，政府在調離城市發展資源的過程中，大量擔保白人在近郊的貸款置業，卻拒絕為黑人提供相同待遇，形成跨代貧富和城郊差距。大量在二戰期間遷居到城市中心的黑人，或因不獲聘請，或因社區缺乏政府資源發展基建，遂形成貧民窟，或面臨饑荒問題。

香港傘運後一度為抗爭者引用的美國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也是在這個脈絡下的自救運動。黑豹黨先是承繼早年民權運動中勇武路線Malcom X的勇武抗（警）暴。但後來在聯邦政府、警方、FBI的追擊下，黑豹黨被迫轉為提倡生存計劃（survival program），集中在派發食物和自辦教育去振興黑人社區，連結地方街坊。然而時任FBI總監J. Edgar Hoover視黑豹黨的社區食物計劃極有顛覆性，指其計劃大有連結社區人士的可能，於是暗中挑撥黑豹黨中社區與勇武陣營的分裂，並向所有為黑豹黨社區計劃提供援助的社區團體施壓，進一步逼黑豹黨上絕路，使其逐漸凋零^[11]。論其情況，不少人可能想起港府對黃色經濟圈的敵視與打壓。近年亦有研究重新審視美國南部的黑人食糧自救運動，如覓地成立相對自隔的社區，一來免受政權打壓，二來自辦自辦農業、學校、社區參與和選舉平權的舉措，以延續社群命脈^[12]。後來的BLM 運動亦是如黑豹黨一脈相承的黑人自救運動。

BLM 運動爆發期間，一度引起在美港人分裂；而香港部分網民猜疑BLM是否中共設局，煽動美國內亂，分薄對中壓力。美國種族社群之間，記憶和看法當然紛雜——由白人至上主義理所當然歧視黑人；或立論黑人欠缺教育、不懂發奮圖強，是自身問題；或黑人以種族膚色為藉口，自暴自棄，陷入自殘論述；到強烈批美國警察暴力針對黑人；或政權由蓄奴時代及至二戰後都以歧視性社會政策封殺黑人在經濟及教育系統的流動機會，打擊黑人社群，擴大種族與社區之間的跨代貧富及政治影響力的差異——種種辯論不一而足。無論箇中成因為何，美國經年的社會變化和種族政治，在在揭露美國內政以至外交前景的隱藏炸彈。在美國提出倡議工作，如何面對白人至上主義者？又如何分別和批評黑人和誓撐有色人種平權者作對話？多方交手之際，港人又應該站在何方？各種看法的支持者，背後都各有其一套社會網絡、社區中的生活經驗、共同故事、媒體報導和政黨政治作支撐。每一種取態，都是一套價值觀、訊息攝取習慣、記憶敘述、政治圈子和對歷史往事的看法。是應該避免得失一方？還是從中取一個平衡點？還是盡力介入個別議題？此類論爭，相信短期內無共識可達，但如同黃絲光譜極大，各自進入不同的社會網絡，在衝突再爆發之前，似乎亦是權宜之計。但當論爭牽涉香港如何建立民間盟友以支援本地抗爭時，論爭必然再引爆新一輪角力。而城市以外，美國的農村政治和農業經濟，又是另一個世界景觀。

冷戰下的美國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的另一特點，要算農業。幾經發展下來，不少鄉村居民成為特朗普在2016和2020年總統選舉中的核心支持者。不理解農村，或城鄉分歧，就難以理解當代美國的一大挑戰。

美國立國初期的國策為自給自足。二戰後，歐州各國疲弱，美國挾美元優勢和軍事經濟同盟策略，以美元及貸款援助各國發展，同時提供工業農業技術改良（又名「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但與環境保育並無關係），推進美國農產品出口盟國，以抗衡共產陣營的土地改革和農地再分配生產計劃。

二戰前的農產品交易，歐洲殖民國靠殖民地供給廉價糧食，以壓抑工薪階層人工，促進歐洲國家工業化及當地企業的資本累積^[13]。而美國在經歷1930年代的黑色風暴事件（Dust Bowl，肇始於過度耕作，表土層流失，形成沙塵暴）後，為穩定社會，一直以補貼價收購農產品，以穩定農業（亦形成全球化政策年代各國指控美國一手推動自由市場，一手補貼農業的不對等政策辯論）。

二戰後，美國假食物援助之名，著盟國接收其農產品，以擴大農產品出口，避免產能擴大的農企陷入困境。1970年代，當蘇聯接納美國的食物援助時，美國更是進一步保護農業，刺激農村人口借貸和生產。惟1980年代開始，蘇聯因入侵阿富汗而與美國再度交惡，美國的農業出口計劃受挫。本已面臨石油、肥料價格上漲、利率上行、農產品價格下跌，被召還款的農民百上加斤。不少農村企業破產收場，加劇農村一直面對的困局，包括年輕人遷往城市、人口下降及老化、被認為有助穩定農業的中型農場數量收窄^[14]。同一時期，反壟斷法獲放寬，促使食品市場亦出現大企業併購潮，形成大企業壟斷銷售網絡，壓抑農產品價格，更吞食獲利較多的有機食品市場，使農業工作者的生計與前景進一步受挫。

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得到不少工業沒落區和農村選民的支持，以反對民主共和兩黨的傳統政治精英。此情此景一度使不少政治評論人大為詫異，驚覺美國鏽帶城市和農村區域美國人的政治感受，竟與東西岸沿海大城市居民大為不同。有社會學者早於二千年頭便提及，城市社會學從來忽視農業社會學，結果是輕忽了研究美國社會變遷的一大面向^[15] 。不理解美國農業地帶，則會輕忽了所謂農業政治的情感變化和利害辯論。

其中一個為人關注的農業命題，便包括農村企業的規模、社區福利基建與當地居民的向心力關係。企業規模愈大，農工流動性越大，社區福利基建愈少，當地居民投入感愈低，當地公民組織的參與度愈低^[16]。農業人類學學者Edelman指出，2008年金融海嘯對農村的打擊尤大，加劇自1980年代的銀行併購潮，促使更少小型銀行在農村服務。2008年至2016年間，共八十六個農村地帶出現銀行沙漠；2008至2017年間，八千間信用合作社有二千間倒閉；2000年仍存在的三千三百四十六間農業合作社，近一千間在2009年關閉。對工業造成影響的零售革命和及後的金融海嘯，在農業地帶同樣掀起漣漪，2007年至2002年間，近六十萬間家庭企業消失，接連影響農業社區報的收入，導致網絡基建不平均的農村社區資訊流通量降低、公共參與減少、選舉競爭和投票率下降，更易形成貪污問題。而近十年冒起的電子零售潮流，亦使農村的零售店倒閉，使低收入服務行業職位縮減，變相更依賴Amazon等大型電子零售商和積極擴張的一蚊店（dollar stores）。農村地帶的郵局和公共圖書館亦面對極大營運壓力。Edelman批評民主黨的建制派亦未能察覺農村困局，結果形成特朗普在農村和鏽帶城市獲得富有白人和受影響工薪階級支持。

自四年前開始，不少農村或鏽帶城市的特朗普支持者，便視特朗普為制度破壞者，挑戰民主黨及共和黨的精英政治及全球化經濟政策的共識。這種對農村人口對政治建制精英的反彈，關係到冷戰和後冷戰時期美國食品市場的變化，和美國在全球化經濟下，工業外移、農村社區規劃、小型企業與巨企之間的張力。而農村和近郊人口對特朗普的支持，到底應由種族主義的角度理解？抑或是由經濟變遷的角度切入？還是種族主義和經濟變遷密不可分，構成白人社群生死存亡的危機感和農工業沒落的雙重威脅？不同的視角，都會帶出不一樣的分析和視野。而地理因素及個別產業亦極為重要，例如家具、手工手飾、電子業等為產業的地域，特別受中國的密集低薪技工影響，由出口轉為入口產業，「令受影響居民」對於對中強硬路線和掃盪華府傳統精英更為認同。

中美貿易戰：外交政治、內政變動與東亞前景

今天各方提出的政治、經濟或外交政策，亦相當大可能會使不同地緣區域發生進一步變化。 在冷戰背景下，美國的種族政治、城鄉轉變、工業外移、同盟策略，曾對東亞政經發展軌跡產生重要影響。後冷戰的全球化政策，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後，亦催生了新一波的經貿衝突。

 
如美國自由派學者的觀察，二戰後蘇聯瓦解、中國不成氣候，美國的同盟政策漸失目標，先是變成了隨機操作（ad hoc），及後形成了「反恐」為主的外交政策，集中資源在中東，而忽略了逐漸在復甦的俄羅斯及2009年後重新採納擴張政策的中共^[17]。從美國角度，亡羊補牢之法似是要重新確立同盟政策的目標及執行方法，恢復以往美國的戰略盟友的影響力，壓抑新的區域潛在衝突，保護美國及盟友利益。

但怎樣的外交政策能夠處理美國的經濟處境和社會張力？共和民主兩黨的方針都是各有特性，也讓人各有疑慮，更不要說老派盟友是否會完全鼎力合作，利益一致。即便以貿易戰為例，目前仍是有不同的分析觀察。

不少政治經濟學家都持有一個論點，指中美衝突實際上反映了二戰後美元獨領天下的全球化經濟政策的瓶頸。經濟評論人Matthew Klein和Michael Pettis指出徳國與中國向來都甚靠貿易出口為生，但維持出口主導的政策要擠壓本地人工。出口政策雖然確保本地競爭力 ，卻造成本地工人購買力不足，無法吸收大量本地生產的貨物，形成貨物大量出口。操有資本的企業和投資者寧可將多餘的資本借貸投往美國房地產及金融市場，也不將所有資本用於發展本地產業。結果是資本集中在富有階層中，財富升值；工薪階層卻面臨失業、就業不足，或要節衣縮食，形成兩種不同的物質生活形態，不只傷及社會信任，擴大利益分歧，亦造成對政府的不信任，社會分裂。

由於全球在二戰後元氣大傷，促成二戰後美元獨大，成為最具保值能力的貨幣，造就美國接替英國的大量舉債能力，使其掌握更多經濟工具開拓財富和權力。單一貨幣獨大的金融貨幣體系卻會引來外地資本不斷湧入，期望以美元保本，形成房地產和金融產品獲大量注資，價值騰升。過程中，美元價值或上升或穩定，形塑資本不斷外移投資的誘因，促使工業外移，構成美國貨品在外地生產，再回流入口予美國本土消費者（同時為工薪階層）。但1980年代開始加劇的全球化經濟政策，以推動全球市場一體化為名，要求各國採用類近的市場開放策略，便利大企業和資本流動、併購公共企業，將更多社會領域轉化成可作財富投資的門路，卻同時促成四十年間美國精英階層同工薪層的財富及購買力差距越來越大，埋下工業外移下的工薪階層對民主、共和兩黨精英的痛恨。2008年的金融海嘯，美國聯邦政府一方面推行量化寬鬆的印銀紙貨幣政策，拯救華爾街大企業，另一方面不少社會機構卻無法還債，要進行財政緊縮，致使貧富懸殊下工薪階層和有色人種的困境加劇，加快不少美國人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信任破滅，既造成1% vs 99%的反華爾街運動，亦造成特朗普的崛起（以及民主黨左傾侯選人伯尼・桑德斯的熱潮）。

而2016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則更反映一系列全球化經濟政策中的中美經濟困境。中美貿易戰的評論者有幾個觀點，一個觀點是中美的貿易談判，尤其是貿易逆差，可以靠提高關稅、中國進口更多美國商品、中國開放更多國內市場、封殺中國巨頭科技公司，解決美國面對的經濟困境。即使過程中兩者皆有損傷，美國也可以靠單邊關稅威脅，逼中共在談判桌上妥協。

但是另一個觀點則認為美國面對的困境，需要由重整全球金融貨幣系統下美元獨大、發債過度，從而形成過量資本湧入房地產、金融市場或海外市場作出口生產的狀況入手。二戰前英鎊獨大已造成多次金融危機，而二戰後美元獨大的經濟模式則在過程中不斷掏空各地的工業發展，形成工薪階級及精英階層的財富懸殊及購買力差距，不止未能形成良好健康的國際經貿發展，更造成金融危機不斷。而靠出口獲取紅利的國家也要處理本國貨幣匯率低下，工薪階級無從提高購買力吸納本地生產商品，必須繼續出口而形成的惡性循環。

美國的老同盟——歐盟諸國，在2021年初似乎打算率先和中國簽署新一輪的貿易協議。執筆之際，貿易條款的細節仍待釐清，但歐盟諸國，亦面對如同美國類近的經濟困局。在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倒台後，歷史並未終結，卻迎來新一輪的經濟變動。東西德合併後，德國為了平衡東西德因不同經濟系統合併而引伸的人工、物價通漲，推行緊縮政策，導致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放緩，造成國內人口消費力疲弱；及後歐盟接納更多中歐和東歐國家為成員，則造就德國工業移遷製造工廠和職位往新成員國。2017年，德國的汽車工業製造近十六萬五千輛汽車，其中十萬八千輛生產於德國以外；論者亦批評德國汽車業或許是新的中歐貿易協議下最大的受惠者。2000年初德國的科技股爆破，銀行及金融市場拒絕繼續貸款予德國公司，造成二百萬職位流失；德國因受制歐盟劃一的經濟政策，未能動用利率、稅務和公共開支大規模調節國內經濟，造就德國工薪階層消費力疲弱的局面。與此同時，2000年初德國執政黨自覺要改變就業問題，決定改造社會福利系統，一方面削減稅務，一方面減少失業保障和增加強制就業條款，以強迫更多失業工人就業。有關政策雖然提高就業率，但就業保障、薪酬和生活水準卻下滑，亦加劇德國貧富懸殊和社會利益分歧。在德國面對工業投資不振、內需消費力不足的同時，德國銀行大肆借貸予其他歐盟國家（部份熱錢亦流入美國投資市場），加劇歐盟成員國的債務、大白象工程及地產金融市場暢旺；德國政府同時以削減債務為名，採納財政平衡預算，限制公共開支，致使德國基建和網絡速度滯後缺修，也促成德國平民對消費支出和存款的謹慎考量。2008年金融海嘯引爆連環私人債務危機，歐洲國家同樣受制歐盟經濟政策之困，既未能大幅增加開支及運用經濟工具，反過來被逼緊隨德國的經濟步伐，採納緊縮開支政策、平衡預算案的方針以面對經濟危機。歐洲國民債務提升、失業擴張，卻未獲適度的財政和社會保障，結果只得收緊肚皮，形成歐洲消費市場不振，和新的左右政治經濟思潮抬頭。2008年後的國際經濟格局，在歐、美消費市場疲弱不振下，中國的消費市場似乎就成為了唯一出路（實際出口貿易成果是另一回事）。

但是世事往往未如人意。2020年的全球疫情，中共高層提出雙循環的經濟方針，一方面是提高內在的自我供給和消費；二是繼續出口貿易為本的策略。但是，雙循環的經濟方針如何提振本土經濟消費意願、工薪和購買力，又不墮入泡沫經濟、發債過度變成壞帳，是中國觀察者的辯論議題。

而不少論者都指出當下中國經濟前景的隱憂，一方面是中國從社會主義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本身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網崩落，房產、醫療、社會保障普遍不保。而中國長期壓抑人民幣貨幣匯率，使不少中國勞工的薪酬價值低下﹐購買力依然偏弱，大量居民寧願存錢保險，也不願意大肆消費；即便消費，存蓄可能湧入房地產市場，推高大陸樓價泡沫。而中國的經濟困境，難以單靠富有階層、中國製造2025、本土消費，便可應對雙循環方針的現實挑戰。去年不少報導指出中共對一帶一路作債務調整，也是期望調整銀行體系自2008年來，藉過度發債以促成足夠資本投入，方可確保GDP達標，但卻造成過量生產、效果參差、有利有弊的經濟發展模式。

新一屆拜登政府在競選期間提出的「美國製造」和特朗普團隊提倡的美國優先，一定程度上都是回應美國工業前景何去何從，和如何處理和中國經貿的處境（亦包含其他國家）。

特朗普團隊提倡要中國打開國內市場、提高貨幣匯率、改變法律框架，懲處侵用知識產權的企業；而美國工業可重回本土，或移至鄰近的墨西哥。但重回本土的工業，在機械自動化的趨勢下，到底能僱回多少失業工人？而在稅務優惠、財務分配肥上瘦下的情況中，如何能處理美國凶險的種族、階級、城鄉衝突？如果工業重回本土只是令部分產業受惠，在不改變財富分配傾斜巨型財團企業的處境下，背負高房價樓債、高學債、醫療費用的低薪工人或移民，僅能靠國外低廉入口貨品勉強支撐，亦未能完全排解美國危機四伏的內政處境。

拜登至今的對華政策或商貿政策亦令人相當成疑，不少評論者擔心拜登政府所謂重回「正常狀態」雖能糾正特朗普政府的單邊倡議，但或未能充分應對當下挑戰。華府是否單靠重回多邊主義，繼續推進全球化政策、重寫區域貿易條約，便能逼使中共改變與中資合作的要求，打開大陸市場，處理貨幣匯率挑戰和知識產權的課題？過份仰賴外地生產，又如何可以解決美元高企、本土工業缺失、工人失業、財富懸殊的本土社會問題？而仰賴外地生產的過程中，實際上與獨裁政權如中共的交手方法又是如何？重返亞洲和重建同盟有何新招數？奧巴馬年代雖然已提倡重返亞洲政策，期望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重寫全球貿易新協定，合眾抗中；但大國之間還是不時互相依賴，如在氣侯危機、再生能源、環境治理的課題上，美國便期望與中國為盟。即便是小布殊政府，在九一一後即尋求中國政府聯手推動反恐議題^[18]，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華府更尋求中國政府增加開支及避免拋售美債，以避免全球信心受挫，重現19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小布殊年代的貿易官員曾總結布殊政府因應和中國政府在諸議題上的合作需求，認為對中國展開保護性關稅有違國家利益^[19]。在環境災難、經濟困境、人權挑戰之前，大國考量如何影響重要領域的政策安排？合作式政策是否可鬆綁中共的極權體系、打開大陸公民社會的空間，釋出香港的保護空間？美國與歐盟國家之間的經濟危機，又會如何與中國經濟互動？區域國家之間的合作與較勁，絕對是香港民主運動需要面對的課題，亦是各地的香港民主人權倡議者，可能需要進一步探討共研的命題。如果此路不通，攬炒的國際策略又如何重新確定全球圍堵的一下步，既能獲取民間支持，亦能施壓各國政要，給予香港公民社會一定支持和保護？

種種課題，都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中美歐（甚至印太戰略）的運轉軌跡。對比特朗普和拜登，落選的左翼民主黨總統初選人伯尼·桑德斯，提出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期望以政府財力推進綠色基建、環保能源轉移、免卻學生債務和全民醫保，則是以先處理內政的方針來解決美國在國際社會之間的挑戰。在美國內政危機四伏之際，桑德斯以內為先的系統性改革政綱，當然獲得對現有經濟制度和過去經濟政策批評者的支持。但美國左翼在對外議題如何發揮，尤其是對中共的領域上，除了偶有批評，目前仍未得見美國在撤離霸主位置的過程中，可以如何應對各地正在冒起的極權政府。比較具想法的左翼對中倡議者，可能是左翼組織 Justice Is Global 成員 Toby Chow 就中美貿易戰的分析。Toby Chow 在一份政策報告中指出美國的進步左翼理應一面批判中共的人權議題，一面推動更令工薪階層受惠的跨國政策，將工人權益、再生能源、環境治理和人權課題掛勾。該報告旨在分析重建中美互信的過程中，軟硬兼施，既減少分歧，亦處理全球疫情、氣侯治理、人權狀況和經濟貿易的課題，是較為恰切的方法。但Toby Chow的部分建議，也曾經是克林頓主政華府早期的政策，提倡將人權條款加入經貿條約之間，在容許中國入世貿的過程中逼使中共放寬人權限制。但美國商界企業的遊說團隊，成功逼使華府放棄人權、商貿兩條腿走路的政策^[20]。對華強硬派和商貿派的角力，亦只換來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的設立，它後來更成為近年對華強硬派議員的聚居地，多次就香港事務召開國會廳證。在未來，我們如何能夠確定人權議題不為商界利益壓倒，再而能協助推進並落實新的人權、環境、商貿願景和對策？

人權為本的論述，是否足以抗衡龐大的商貿利益？只著重經貿分析和資源分配，又是否足以捕捉和減輕威權政府下反抗者的日常痛苦、憤怒和掙扎呢？各方的倡議，都有和合互補的空間，使香港的抗爭故事能更切合不同的國際同儕。

從美國社會脈絡下看美港的軌跡，其中一個需要再思的課題，是我們香港人到底在和那一類的美國選民對話，又如何打交道？各方在感受、利益的交疊上，能走多遠，又有什麼潛在衝突？這種交疊的共同基礎，建基於什麼，牢固與否？若有衝突，如何化解？政府以外的民間戰線，港人又能如何進一步開拓，在國際戰線上為香港議題帶來更多建制和民間的盟友、資源、分析和對策呢？如果身處各地的人能共同以不同角度去發掘及重思香港、美國、中國和世界的連繫和未來，為國際線帶來更多討論和思考；我們或可在全球土壤中找到承載和實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道路、信念和法門。香港的抗共論述，目前是以保護人權、抗衡獨裁的思路進發；但與反送中運動並行發生的中美貿易戰，則透視了中美兩國的內在社會衝突和外在經貿角力，在在指向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環境治理、網絡安全、科技競賽、貧富兩極皆將成為新環球治理的熱議課題，而中共又提出2060年碳中和，淨碳排放減到零的口號，民間如何介入？各國又會如何應對？經濟動態有何轉變？人權民主如何彰顯？全球政治經濟分析，如何與保人權、反獨裁的論述並行，同時採納環境政治的考理新共識，都將對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不一樣的前景分析、軌跡判斷與策略倡儀。當下的香港抗爭，正在書寫人類未來的全球歷史。

美國大選期間，無論香港人份屬何種立場，如何針鋒相對；美國未來的種種改變，如同戰後過往七十年的歲月，都會與香港的軌跡緊緊交纏。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如何和美國甚至跨國友儕打交道，理解各國內政和外交經貿的拉扯角力，何以牽動全球，尤其是香港和中國社會，相信都是關心香港前路自由、人權興衰、平等經貿、環境治理者，不能擦身而過的逼切議程。香港人，是新時代的見證者。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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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Mike. 2002. “The New Industrial Peonage” in Dead Cities and Other Tales, 191-204.

Davis, Bob and Wei, Lingling. 2020. 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 Happer Business. 

Edelman, Marc. 2019. “Hollowed out Heartland, USA: How capital sacrificed communities and paved the way for authoritarian populism.”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Friedmann, Harriett, and McMichael, Philip. 1989.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 Agriculture, 1870 to the Present.” Sociologia Ruralis 29(2): 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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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schmidt, Walter. 1978 [1947]. As You Sow: Three Studies i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gribusiness. Allanheld, Osmun,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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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 Matthew and Petti, Michael. 2020.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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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參考Avila 2004；Johnson 1994。近郊化社區的獨立屋、庭園、一家四至六口的白人核心家庭，是為一種戰後美國夢的原型。

[2] 參考Avila 2004。

[3] 參考Hamilton and Kao 2017。

[4] 香港跨國商人透過讓家庭成員獲取美式教育，確保取得美國經商的網絡和竅門，先拉近香港與美國資整主義的全球秩序，後來又成為美國和中國資本主義的接頭人。參考 Hamilton 2021。

[5] 日本經濟泡沫發生前，日本制度被視為優於美國制度。東亞模式是一種另類發展方向。日本經濟泡沫發生後，美國制度又成為模範，為中國參考取經。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後，中國模式又成為了典範，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參考。

[6] 參考Hamilton and Kao 2017。

[7] 諾貝爾經濟學者得主Joseph Stiglitz曾評美國的自由市場改革方針導致俄羅斯經濟重回寡頭政治的舊路，指一眾涉事經濟學家在毫無思索俄羅斯有否恰當促進市場經濟的制度下，便盲推自由經濟教條下的法則：市場自由化、產業私有化和外來投資，使俄羅斯經濟和天然資源落入寡頭財閥手中，牟取暴利，卻無助推動較健康的企業競爭和市民工薪福利水平保障，是美國主導當地經濟改革造成。二戰後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思潮有過三波轉變，首先為一九五零年代至七零年代國家主導經濟發展，其後變成一九八零年代自由放任市場萬能論，之後演變成市場經濟需要大量不同制度及多方共治，促使市場運作，達致市場作為資源分配的媒介。Stiglitz的批評亦可視作是第二和第三套政濟經濟學說之爭。

 [8] 鏽帶城市意指工業衰退地帶，象徵盛極一時的工業鐵路也開始生鏽。

 [9] 參考Avila 2004; Davis 2002。

 [10] 參考Kneebone and Berube 2013；Edelman 2019。

 [11] 參考Murch 2010。

 [12] 參考White 2018。

 [13] 參考Friedmann and McMichael 1989。

 [14] Lobao and Meyer 2001; Friedmann 1994。中型農場數量收窄，即大型農場壟斷，小型農場難以匹敵，漸次倒閉收場。

[15] 參考 Lobao and Meyer 2001。

[16] 參考Goldschmidt 1978。

[17] 參考Rapp-Hooper 2020。

[18] 有論批評中共抹黑維吾爾族抗爭者為極端恐怖反子的指控，也是從美國的反恐論述中抄襲而成的統治策略。

[19] 參考Davis and Wei 2020。

[20] 如航空業巨企Boeing 當年動員旗下一萬個供應商，在420 個眾議員選區作遊說工作，遊說議員讓中國人進入世貿，獲取美國經貿的最惠國特遇。其他例子參考Davis and Wei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