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香港人的香港
擺脫歷史糾纏
引言
在最新一份由香港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調查（2020年12月）當中，儘管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指數評分仍然維持最高達79.5分，但與半年前（2020年6月）相比仍然下跌了3.6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系列有關中國的認同指數不跌反升，其中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指數升了2.6分，而對於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認同指數亦輕微回升1.5分至60.7分。[1]
在整場波瀾壯闊的運動過後，香港各階層都受到極大的思想衝擊，尤其在瘋狂的打壓下，越來越多人開始認為中國即異邦。因此，假若以上數據沒有出現偏差，再撇除香港人大規模移民的因素，那為什麼今時今日的香港會反而多了人認同中國？難道真的是因為運動退潮，所以造就了中共樂於看見的「人心回歸」嗎？我相信問題絕非這麼簡單。這背後涉及了一個更深層次，困擾香港近一個世紀的問題：深受中華民族主義影響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的關係為何，香港與中國的命運又有何關係？本文嘗試提出香港人如果要建立強大的本土認同便有必要反思中華民族主義跟香港人當中的糾纏，拯救被犧牲的本土史觀，才能促進香港主體意識的成長。
思考「我們是誰」的重要性
要回應「香港為什麼跟中國糾纏難分」這問題的確很困難，歷史上有太多原因令香港遲遲未能走出中國的陰霾。曾有學者分析香港從早期的省港大罷工開始，就已經出現了以精英階層為主的本土意識，希望把香港從中國區分起來，以維護香港穩定的社會狀態。可是由於一系列因素的出現，包括楊慕琦計劃未能推行，令香港不能早在50年代推動民主化的工程。後來六四屠城的發生意外地令香港人珍惜自由的同時，經歷了「再中國化」的愛國主義國族化步驟，最終民主派元老只能呼籲群眾接受「民主回歸論」等等，都令香港和香港人更加難以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思想和民主運動。正如羅永生所言，在開放多元的香港，香港人缺乏的從不是有關身份認同的選擇，反之是以香港人為中心的主體意識。[2]香港人有身份認同，卻沒有主體意識，的確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移民城市的特性。加上，在殖民地時期能夠促進政治辯論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並不發達，批判性的公眾(critical public)沒有大規模出現，因此霸權論述可以容易地橫行影響群眾。在很長的一段日子裡，我們被動、徬徨、不知何去何從，抱住遇上問題大可投奔新祖國或無奈認命的心態，所以缺少了留下建設這社會的共同願望，集體地迴避了「我們是誰」和「我們應該是誰」的這個核心問題。
思考「我們是誰」是任何一個共同體和民族構成的恆久問題，即使是經歷完民主化的國家也會經常被這問題挑戰。在911事件後，由於美國社會內部面對嚴重的撕裂，不同學者都致力於重新探討到底美國的價值是什麼。例如Samuel Huntington嘗試去分析移民對國家認同的型塑和影響，提出了外來人口會削弱美國的核心價值。[3]雖然有不少人批評他的保守觀點無助美國找回自己的全球化定位，但他對美國的自身文化、語言和民族記憶帶出了另一種的反思。除了Huntington的觀點外，學者Sarah Song亦提出了需要重新反思美國人是誰的問題。她並不反對移民，只是認為在尊重美國多元性的同時，並不代表美國人作為美國共同體的一部份不應該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和對美國有特定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她提出了憲法愛國主義(constitution patriotisim)、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深度多元(deep diversity)三個框架，分別以共同憲法精神、對共同文化的依歸、以及對多元身份共同的尊重為三個確立美國共同體的可能性[4]。
更重要的是，這些爭論顯示出活在主權國家的公民都尚需要透過持續辯證來反思自己是誰，並希望藉此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定位，那更何況香港這個處於中國邊陲之下，又擁有多元文化的獨特家邦呢？事實上，香港位於東亞，其鄰近不少東亞國家都跟香港一樣，在過去受到中國文明的的薰陶。無可否認，過去不少鄰近國家若非遭中國強硬鎮壓，被強行收編到它的朝貢體系當中，也會真的是希望以「中華」為師，甚至自願成為中華的藩屬，得到庇佑。有趣的是，後來不少曾熱衷「中華」的國家都因為不同原因嘗試擺脫與中華文化的糾纏，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制度和文化。
「告別中國」作為可能
談起告別中國，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必然是日本。日本在中國唐朝時期便派遣了不少人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更借用了漢字來表達日語的意義或者標注日語的發音，直到今日仍然以「真名」存在日本的文字當中。另一邊廂，儒學對日本一直都影響甚深。去到日本江戶時代，宋明理學亦被引入日本和發揚光大，盛極一時，成為了官方哲學。兩地如此糾纏的文化，為什麼不會導致日本人成為中國人呢？其實不然，日本人其實有一段時間認為自己是中華正宗。因為在古時「中國」不是一個特定的國家名字，它更類似於一個文化的象徵。因此，當日本人看到了曾經尊敬的中國逐漸敗壞，山鹿素行便於17 世紀出版的著作《中朝事實》，並指出日本人應該放棄過去對東方文明的敬意，更加直接提出「不是中國是中國，而是日本才是中國」的主張[5]。再者，日本人沒有盲目認同中國，此舉變相肯定了自己的主體性，否定自己永世成為中國的附庸。雖然日本人認為自己比中國更中國，但亦沒有因此墮入爭奪中國文化正宗的泥沼中，而是提出應該以日本文化為主，中華文化為輔。日本人儘管在現代化的過程學習中國與西方，但卻保持著主體明確的「自省意識」與「實用主義」。
去到清末時期，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更是完全脫亞入歐，希望建立一套與中華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化來更新國體。明治時期由福澤諭吉所撰寫的《脫亞論》則是不留情面地表明了對昔日大陸文明的厭惡，認為中華文明必然被淘汰，亦正是這種迂腐的文化導致日本文化和制度的積弱，難以跟西方列強對壘。他在文中提及：「支那朝鮮之政府古風專制無法律可憑恃，西洋人會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國度。」[6]從這可以看見他強烈告別中國的立場，因為他認為只有擺脫與中國的糾纏才能夠令日本強大，避免日本成為大清般腐敗。
如果有人認為日本終究離開中國甚遠，文化風俗終究有大不同，那麼台灣的例子可能更值得香港借鏡。事實上，有關於台灣本土論爭其實源遠流長。早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台灣已經有反思自己文化特殊性的辯論，強調台灣話作為文學語言的獨特性。在80年代，台灣則出現一場激烈但意義深遠的論戰，當中台灣知識分子也深入地探討「中國結」和「台灣結」的意識問題。
在1983年的時候，在高雄出生、創作《龍的傳人》的歌手侯德健出走台灣到中國發展，引來了當時冷戰時期的台灣社會極大的震動。作家楊祖珺和陳映真先後撰寫文章為侯德健辯護，說他只是希望回到中國尋找「中國人」這三字的內涵，希望重新認識中國，根本無罪之有。陳映真在他的文章透過《龍的傳人》這首當時街知巷聞的歌來解釋其實侯德健和很多人一樣，心裏仍然有着對中國文化的熱切期盼。陳指出《龍的傳人》「唱出了深遠、複雜的文化和歷史上一切有關中國的概念和情感」，這份情感還是經過了五千年中國文明的發展，成為整個民族的記憶，並已經深深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中，超越了現世政權的更替和糾紛。言下之意，便是國共當年的分裂，並不應該妨礙我們熱愛祖國。因此侯德健希望回到「父祖之國」，台灣人不應該多加批判。同一時間，陳映真亦嘗試批判台灣人當時島內的本土意識，宣稱一切都是「落後的反華意識」十分幼稚。[7]
其後這些觀點引起了台灣本土知識分子的積極回應，猛烈地批評了中華民族主義者這種強調「自然而成的民族主義情緒」及其背後所謂的「五千年文化已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中」這些虛無的概念。在首波回應當中，有人提出了民族不應是「原生」，而是後天按照經濟和社會實況建構的論點，用來挑戰陳映真等人套用「原生論」的中華民族神話在台灣主體上。雖然之後陳映真繼續為他的論點辯護，批評本土派將台灣與中國的「省籍矛盾」變成「民族矛盾」是「中國近代史上黑暗政治和國際帝國主義所生下來的異胎」，但本土論者反駁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心態完全忽視了台灣的多元性，尤其是台灣經過多年被他國統治後所發展出來與中國迥異的歷史和文化。這本土觀點發人深省地反駁到台灣和中國不是省籍問題，台灣人並不是打算排外地拒絕中國外省人的來臨。反之，只要外省人歸化認同台灣的價值，便是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因此這終究是台灣和中國兩個不同民族的對壘。[8]
今次論戰被形容為黨外運動跨越分水嶺的一個標誌，是明目張膽地挑戰了中華民族這概念，亦為台灣本土論述奠下基礎。當中最值得香港參考的便是台灣本土論者強調了民族並非超越時間的存在，並反對中華民族有五千年連貫歷史這虛構的說法。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強調本土意識、批判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受到中華民族主義者借用當時冷戰時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加以鞭撻，例如他們認為本土意識都是資本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者共謀想像出來的產物，目的只是為了鞏固自身利益。這種本土思想往往被標籤為狹窄和自私，並沒有顧及「祖國」宏觀格局。然而就在這場論戰中，不少台灣進步本土論者均提及強調台灣本土意識是對每一個階級均有利的局面，因為面對中共壓迫，整個台灣包含不同階級都會深受其害。
參考完這些例子後，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地方隨着社會制度變遷、外界文明的到來，便容易產生文化衝擊和在地化，思潮亦會變得更多元。面對不同挑戰，不同社會採取的回應策略也會不同，這些不同的策略又會累積不同的社會經驗。因此，一個社會的文化和核心價值必定是流動可塑，不可能只服務某種霸權論述，同時脫離歷史背景。回到香港的脈絡底下，香港受到殖民統治180年，香港真的跟北方的中國相同嗎？鄰近開放海洋的香港治理人，跟中原政府又會有着同樣的社會經驗和管治思維嗎？有着明確的邊界去區分香港和中國，按道理是容易促成香港社會內部成員獨享的情感和歷史記憶。那為什麼香港跟中國仍是這麼糾纏難分？答案是英國殖民政府打壓本土意識，還是中國人口大量遷入香港，令香港主體意識被騎劫？抑或是幽暗中的中華民族主義情緒令香港人思想受困？
被「中華民族主義」纏繞的香港
在傳統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論述下，香港只是中國因為受西方列強凌辱下迫於無奈割讓出去的寶貴土地。在官方史觀下，香港長達一百八十年的獨特殖民歷史彷彿從來沒有出現，並將香港人簡單看待成為中國人，屬於一個與中國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社群。事實上，中國是一個慣常以血緣、宗族紐帶去定義中華民族構成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經常被形容是「自然形成」，這當然跟一些比較流行的民族主義學說大相逕庭，例如不少民族主義學者認為民族並非原生、天然而成的。他們認為民族有可能是18世紀工業革命現代化的產物、一種因應管治需要而人為創造的「被發明的傳統」或一種近代對抗帝國侵略所產生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無論如何，如果用現代的標準去看待，強調血緣而構成的民族概念的確是不合時宜，亦會產生不少問題。
中國民族主義一大弊端便是影響了不少海外華僑，令大家就算已經移民到別處但仍未能融入當地社會，反而天天背負著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成為中國「定居殖民」的手段，並利用他們衝擊當地文化政治。[9]隨著近年全球與中國關係變得緊張，「小粉紅」到處「出征」所引來的反響和批判亦逐漸擴大。
事實上，「何謂中國」已經是一個不斷被提出的問題。不少進步派學者均認為關於「中國」這用詞普遍概念模糊，自古以來根本定義不清，亦隨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史學家早指出「原始中國 」的核心區域例如黃河和長江流域只是佔今日中國的一小部份。[10]如果我們以為從古至今都真的有一個相當完整的中國不斷流傳，這其實是政權塑造的神話多於真正的史實。
政權刻意挪用及再詮釋中國的概念，令大眾在討論中國的時候，國籍（中國公民）、族裔（中華民族/華人）、血緣（炎黃子孫/漢人）和使用語言（中文）常被混為一體。在問什麼是中國人的時候，坊間常見一些令人難以信服的答案，例如強調只要說中文就是中國人。另外，在無數海外華人有傑出成就的時候，這些傑出的華人又會被無視其自身的身份認同和出生地而直接定性為中國人、華夏兒女和中華民族的驕傲。這樣的含混不清進一步為近代中共權力運作提供幽暗空間。政權往往刻意無視在同一領土內存在著差異極大的不同民族，並打算用中華民族這「超民族」的概念統一彼此，但這種「統一」背後卻是引人垢病的：消滅、融合和改造。借用Bill Hayton的話語，中國現時內部明顯存在一個內部殖民的政權，嘗試將多個少數民族所代表的不同身份和文化完全熔煉成單一的身份。[11]
面對中共這文化霸權，哈佛大學政治學者Elizabeth Perry曾提出文化管治（cultural governance）來加以解釋。她形容中國共產黨的厲害之處便是成功繼承了傳統中國這概念，並塑造了它作為中國傳統文明的護衛者的角色來維持管治認受性。[12]事實上，中共政權的確很強調中國自古以來的延續性，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他人對政權同化政策的攻擊。可惜的是，即使文化可以傳承過千年，但本來討論現代國家出現都是相當近代的事。現代民族國家講求邊界劃分，但所謂的「千年中國」其實也是直到清朝才比較接近我們現在所認識的中國邊疆範圍。因此，繼承了清朝版圖的現代中國便需要強調延續性，然後繼續清朝的政策，不斷壓迫少數民族來維持現代大一統和中華民族的神話。
假若我們要擺脫這種赤裸裸的文化霸權和思想灌輸，我們便要嘗試反思中華民族身份對自己帶來的束縛，理解身份認同的確可以是政權的強行塑造，並潛移默化令我們欣然接受而懵然不知。這裡特別提出兩點中國國族史觀如何看待香港，並如何束縛香港的身份認同：第一，香港人有責任記著民族仇恨 ; 第二，香港是促進中國發展的重要工具。
第一，香港是因為不平等的條約而被割讓開去，因此香港人有民族責任要記得是英國人以不義的手段取得香港。儘管我們不應為西方帝國主義開脱罪行，但無可否認中華民族主義者總希望提醒利用這些民族責任去灌輸香港人務必愛國，並隨時聲討西方列強。中華民族主義最常用的「百年恥辱」論述亦在這裡登場，企圖藉此加深我們和過去清政府那時期的「中國」的連繫感。雖然民族仇恨彷似值得銘記於心，但放眼世界，恐怕只有極少數國家直到今天會仍然強調一百多年前所發生的民族屈辱。
參考Perry的說法，這種具有強烈政治目的的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可以追溯至毛澤東時期。當他從建國開始，便援引一些歷史的屈辱來維持新共和國的中國人的共同記憶，而這操作明顯對於共產黨在冷戰時期的管治具有積極意義。如今習近平上任後所展示的理念被稱為「新毛澤東主義」，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他比胡錦濤年代提倡了更多的「民族主義情緒」。例如他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建基於百多年前歷史的論述更是令人擔憂中國會否步二戰前德國和日本的後塵。因為民族屈辱而衍生的仇恨會繼而引發極端民族主義的誕生，嚴重挑戰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正因如此，建基於復仇政治的官方民族主義亦是希望掀起大家早被灌輸的官方民族記憶，希望團結群眾支持國家。因此，當香港人過去與外國有所互動的時候，中國官方和民間較常見的批評動輒便是「勾結西方」和「漢奸」。
第二，香港經常淪為「工具」，變成只是為了推動中國發展而存在，並被官方刻意扼殺香港的獨特歷史進程。。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官方論述是描繪香港為「祖國」作出重大貢獻，例如歷史教科書經常提及香港為孫中山等人提供革命空間來推翻清政府，形容香港是中國的革命思想發源地，所以我們會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香港好像只是作為一個工具來讓真正的主體「中國」變得更好，一切都以推動它的發展為優先，而不是直接討論我們本地的發展軌跡。
譬如香港人在反送中之際，由親中派學者劉智鵬在2019年出版的《從遠古到九七：香港史》中也這樣說：「回顧歷史香港作為鴉片貿易下中國第一批流失的國土，卻在國運日蹇的歷程中走出一條中國歷史前所未見的道路。香港從一個無名海島迅速發展成為遠東第一海港，並在前進的路上不斷回饋國家，在中國近代發展的路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13]就是這樣，香港經常被描繪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擔當重要的配角。可惜的是，這種配角的政治嚴重壓抑大眾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再者，收回香港背後服務了中共政權那含有強烈民族復仇情緒的「領土復歸主義」，強化了中國人對於領土一點也不能少的堅持。可見，將香港變成工具來配合中共政治宣傳的做法真的是屢見不鮮。
鮮為人知的香港
面對這種把香港工具化，令香港淪為帝國下被描述為配角的論述，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和拆解呢？客觀而言，不少帝國都習慣用中央觀點去描述「地方」的歷史。因為對帝國而言，主權國家的才算是「史」，地方的只是「志」。因此，我們看到當運動陷入樽頸的時候，親中派政治人物和學者宣布會撰寫「香港志」希望搶奪香港歷史的話語權。雖然內容尚未公布，但我們可以想像當中強調的必然是香港和中國歷史的軌跡如何糾纏，而香港作為一個地方又是如何服務近代中國。不少學者都曾提出這種「中央-邊陲」的思考框架的問題所在，例如會過分壓抑「地方」自己獨立的歷史和主體性。[14]因此，近年史學界已經不斷提倡地方也是中心的想法，希望打破過去地方被中原史觀過份排擠忽略的弊端。與此同時，跟官方論述與之相對的便是這些民間歷史或民間相傳的「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他們之所以隱蔽是因為不屬於政權所希望見到的論述，導致這些歷史只能夠私下地記錄，繼而令社會大眾看輕香港人在歷史中呈現的能耐和多元思想，甚至誤以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是近年才出現。
港大歷史學系教授John Carroll 曾經指出香港人視香港為家的這種本土情緒，其實可以追溯至19世紀。甚至，不少本地港人精英幫忙鼓吹本土主義，重視其香港人身份多於中國人認同。[15]例如，早在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國民黨曾經發動大規模的愛國罷工工潮，呼籲香港人離開香港來癱瘓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本土精英便嘗試運用他的網絡動員人去幫忙協助維持香港治安並說服其他人留在香港不要參與工潮。先後組織了不同的小隊和巡邏人員去制止國民黨的特務滲透香港社會和劫持香港人北上廣東省參與工運。[16]在此過程中，可以反映香港早在20年代已經成熟發展並開始凝聚成共同體，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17]當然，這裡的共同體意識很大程度上只局限於華人精英和某些本土化後的英國精英階層，共同體意識尚未植根在普遍大眾社會當中。即使如此，在過去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下，這些與官方歷史所違背的本土事實卻無從傳播開去。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官方史觀如何描述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經濟、文化輝煌時代。由於中國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時刻，對香港的發展了無角色，因此中國官方論述就尷尬地在該段時間出現空窗期。假若中國官方歷史承認香港的成功是有賴於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功勞又是說不過去，所以在官方的論述中香港的成功是因為有著中國人天生的種族基因和民族性。例如書本《東方之珠》便指出香港人的才華天生就是華人的才華，雖然香港擁有中西融合的獨特文化，但這些文化其實正正是跟華人傳統文化中刻苦耐勞的民族性所契合，因此「香港奇蹟」原來又是中華民族優越的成果。[18]要注意的是，這裏所提及的「華人」也是一個被中華民族主義壟斷的一個霸權詞彙，它恍似不是在直接描繪中國人，但事實上卻又跟中國人藕斷絲連。無論是血緣還是文化上，只要大家是華人去到最後原來還是中國人。這些帶有文化種族主義色彩的說法相當落伍，亦再一次企圖模糊香港人在上世紀「黃金十年」當中的努力和貢獻。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探究香港的本土史，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很明顯跟現時中國官方主旋律相違背。例如在50年代由馬文輝成立的「聯合國香港協會」便主張當時世界不少殖民地紛紛獨立的精神應該貫徹在香港的情況上。在60年代，他有份創立的香港民主自治黨以反殖民化、反中共立場為基礎，表明香港人擁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權限，支持香港追求民主化。[19]同一時間，《亞洲畫報》出版了《香港的前途：民族的自決與獨立》一書，公開表明香港居民應該享有民族自決權，並應考慮長遠在英聯邦中獨立。[20]這些歷史的呼聲令人相當驚訝，原來過去的香港是比中共描繪下的歷史觀更加多元。
或許有人認為上述例子只是以偏概全，不能代表當時的社會狀況。的確，殖民地時期並未出現蓬勃的公共領域，本土雖不是主流，但同樣，過分簡單地描繪香港人都是同心同德渴望回歸「祖國」也是非常失真的說法。事實上，臨近主權移交的前途談判時，兩個大型民調香港革新會和香港觀察社80年代分別所作的科學民調都顯示絕大部份香港人都不願意回歸中國。[21]
加上，李柱銘在九七前出席外媒節目面對英國觀眾問及香港有否可能跟中國脫離的時候，他亦指出當年很多調查都發現大部份香港人均希望尋求獨立(independence)，只是這從來不是一個選項(option)。[22]香港人一方面不願意「回歸」，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這最終產生了一個香港社會被逼而默許(tacit)的集體共識，就是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份。由被逼的共識產生了集體的精神麻醉，在往後一段長時間都成功影響港人，甚至成功令大部份香港人都共同失語，忘記本身是拒絕回歸中國的共同記憶。甚至，本來身份認同的確不具排擠性，人亦可以同時有多種身份認同，但中華民族主義衍生的中國人身份成為了香港人的緊箍咒。為了避免縮窄香港人身份和政治上能夠探討的空間，社會有需要抗衡官方論述。就像Craig Calhoun所言：「一旦我們承認政治社群的定義並不一定由國族定義所壟斷，或一勞永逸地被以為是自然或遠古的因素所決定，我們就要將它作為一個民間社會的問題來處理。」[23]
必須要提的是，儘管80年代香港人普遍不願意回歸，但最終沒有建立出成熟的主體意識和本地身份認同亦有其他重要因素影響。例如90年代的香港隨著港中經濟和文化交流加密，出現有不少批評針對香港人北上發展過程中帶有自身優越感，惡意看低尚未發展的中國。這種香港人「北進殖民」中國的做法引來了當時不少香港知識分子的批評。[24]這觀點強調香港才是壓迫者，所以令知識分子反而不會用強烈的疑中態度去看待中國，遑論會反思中華民族主義的不合理性。箇中原因當然不乏有人真心批判香港資本家呈現的某些剝削中國人的現象，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一系列60、70年代的愛國運動例如保釣而對中國有強烈的認同，甚至因為受到中國「南來文人」影響，眼見中國當時花果飄零而產生香港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思想，預設了香港人有國民責任要幫忙復興中國。這種「小中華主義」的心態毋庸置疑地影響了不少香港政治精英如司徒華的身份認同及其後的政治立場，將香港「自我工具化」視為未來中國開放改革的重要據點。
加上六四屠城之後，香港人因為普遍對天安門學生的同情激起前所未見的民主中國夢，將「救學生」與「救中國」綑綁，這明顯是愛國主義作祟下「香港人再中國化」的過程。大眾不知就裡的接受了中國人身份並且在主權移交後一段日子對於這身份未有太大的挑戰，反而逐漸發展出認同自己其實是中國人但不認同中共政權這樣的自我認知。尤其90年代，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已成事實，無力更改，因此只能被動地期待民主中國的來臨可以確保香港繼續強盛。
主權移交之後，深受中華民族主義糾纏的香港人一直都沒有什麼政治舉動挑戰中華民族這霸權論述，反而經常煞有介事地強調香港人無意否認中國人身份和官方中國夢。如果不是隨著港中矛盾加深，關於香港人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歷史或許不會被重新發掘出來。當中的張力，隨著近年香港有關如何解讀支聯會六四晚會大中華定位、中國來港新移民和港中經濟融合的辯論更趨白熱化，並透過今次反送中運動才達到了頂點。
結語：前瞻與挑戰
自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指數其實一直偏高，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是後來港中關係逐漸惡化，尤其習近平上任後一系列極其錯誤的治港策略，令到香港人危機意識加重，重現過去被遺忘的本土主義。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年的調查發現，在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75%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中國香港人」或「香港華人」。這一比例較2008年奧運會時的23%和1997年的45%均有大幅上升[25]，說明本土意識的高漲。箇中原因毋庸置疑，當然是受到中國因素的強烈影響。本來受到連續殖民的香港因為受制於大國政治影響，在1997年未能決定自己的前途。主權移交後，普羅大眾心態上反共，但仍然選擇重新接受中國人這身份，導致本土歷史的價值不再重要，造成了歷史的斷裂和整代人對自身歷史的失語。取而代之，便是官方歷史和虛幻的中華民族主義的大行其道。本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的確會隨著主權移交這事實而銷聲匿跡，但如今本土思潮可以死灰復燃實有賴中共多次誤判令香港產生極大的反作用力和本土意識來捍衛整個群體的存在。
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可謂是中共政治誤判的極至，令到本土意識前所未有的高涱，亦催生了一個百花盛放的公共領域讓人提出不同主張。誠如港大學者Sebastian Veg在過去分析雨傘革命的時候就認為佔領區出現的口號擴大了群眾政治上的想像，反映多元的政治思潮。[26]同理，今次史無前例的反送中更是體現了群眾思想急速的變化。大眾口號隨著運動升級由「香港人加油」丶「香港人報仇」再到「香港人建國」，一股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民族主義已經產生。假若這思潮繼續壯大，相信會直接憾動中華民族主義的基礎。中共對此也不是全無危機意識，所以推出國安法全面肅清香港社會，希望扼殺本土思潮和代表香港人身份的一切象徵。面對這嚴峻情況，香港人究竟能否對抗威權，繼續撰寫自己的歷史？相比其他東亞地區的歷史經驗，香港或許還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正式民主化，對抗威權的過程或許艱辛，至少思想上要告別「中國」或能馬上起行。因為一旦本土意識確立，其實政權便很難再次將非常高漲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完全消滅。
在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方面，未來我們有必要觀察更多國家的例子。他們的經驗對香港來說都有不同的參考價值。例如日本當初能夠成功告別中國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希望跟西方的法律制度接軌，因此才要去中化。這跟香港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香港人相信香港的制度跟中國其實是水火不容，那麼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看，香港跟西方比較接近。這亦合乎近年關於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辯論。如要維持香港的制度不被蠶食，告別中央集權的中國不只是應該更可能是必須。
同一時間，台灣的經驗則告訴香港中華民族主義看似完美，但其「血緣論」思想相當落後和矛盾處處。只要建立足夠的本土意識，其實要破除中華民族神話對自由人的桎梏並不難。過去不少針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批評固然有其道理，但台灣作為一實然國家漂亮地實踐出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的進步價值，香港未來能否自我批判地建立本土意識也是值得討論的一環。
無論如何，活在現世的香港人面對中共壓迫，自然而然難以對一種追求回溯上千年歷史的民族主義產生興趣。相反，過去的抗爭令香港人連結，創造了共同的記憶更新了我們跨世代的想法。美麗新香港的想像明顯地產生了一種前瞻的共同體思想，令香港人有異於中國人所追求的民族夢。
因應特殊的地理空間和被殖民的時間而產生的香港共同體應要參考不同地方的經驗，反思出自己一套獨特的方法來走出中國民族神話的陰影，重建以香港人為中心的歷史論述。
過去數年，香港不分光譜強調本土的重要性，給予了香港人一個重要契機來反思自己的歷史。盡管如此，正如文章開首所言香港的身份認同從來飄忽不定，所以絕對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可以確保香港人未來能夠擺脫中國的糾纏。況且面對人口殖民丶文化清洗等等不同的威脅，如果香港下一代不能夠認清香港歷史，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本土思想恐怕也只會再一次被官方論述掩蓋。要注意本文只是刻劃了中華民族主義一些內在的問題及其如何屏蔽了香港的本土歷史，並提出我們有必要擺脫中國結，重建香港人的香港。至於前路該如何走，海內外香港人有何種具體辦法保存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並非這篇文章能夠涉獵的範圍。因此，香港人在未來有沒有辦法書寫自己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論證出一套獨立的體系有別於中國的大陸文化，將會是香港人必須回應的挑戰。
[1] 詳見，香港民意研究計劃：《身份認同民意調查》，2020年12月
[2] 羅永生：《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上書局，2009年
[3] Huntington, Samuel P. “Who Are We? : America’s Great Debate”. Free Press, 2004.
[4] Song, Sarah.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Daedalus (Cambridge, Mass.), vol.138, no. 2, 2009, pp. 31–40.
[5] 堀勇雄:《山鹿素行》吉川弘文館，1987年
[6] 慶應義塾:《福沢諭吉全集》岩波書店，1963年
[7] 詳見：施敏輝：《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前衛，1995年
[8] 同上
[9]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聯經，2017年
[10]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牛津，2014年
[11] Hayton, Bill. “The invention of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 Perry, Elizabeth J.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orienting party propagand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3
[13] 劉智鵬：《從遠古到九七：香港史》城大出版，2019年
[14] Wu, Rwei‐Ren.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2, no. 4, 2016, pp. 686–705.
[15] Carroll, John.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2016年
[17] Carroll, John.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駱穎佳：《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印象文字，2016年
[19] 詳見：《香港民主自治黨民治運動報告書》
[20] 詳見：《香港的前途：民族的自決與獨立》亞洲出版社，1964年
[21]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中大出版社，2001年
[22] Hom, Sharon. “Returning Hong Kong: Journal Notes and Reflections”. Amerasia Journal 23:2, 1997, pp. 54-58.
[23] Calhoun, Craig.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Culture” Public Culture (5): pp. 267-280.
[24] 詳見，《北進想像：後殖民論述再定位》香港文化研究，1995年
[25] 詳見，香港大學民意網站：《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身份類別認同》
[26] Veg, Sebastian. “Creating a Textual Public Space: Slogans and Texts from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5, no. 3, 2016, pp. 673–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