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戰爭

引言

「反送中」運動非常依賴科技和互聯網來組織和協調，透過靈活運用社交媒體、通訊程式、crowdsourcing等工具，讓運動發展成前所未有的規模。但在運動借助科技壯大的同時，科技亦為我們帶來很多威脅。不論是電話內的通訊紀錄，還是黃店打卡的貼文，都會洩漏我們的身份，將我們暴露在危險當中；發展新疆監控系統的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的口號「存在就有痕跡，聯繫就有信息」簡單指出了我們面對的困境。在每一場電腦保安講座，講者都會一再強調「沒有一種工具是絕對安全，最安全就是不要用」。但不用各種科技，在運動的街頭、議會、國際戰線，都根本沒可能發生。

一方面我們享受科技帶給我們的方便和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亦被其緊緊纏住，無法掙脫。 開始使用各種工具就如滾雪球一般，隨著各種工具記錄的數據（data） 越多，各種演算法對我們的認知越多，提供給我們的服務及產品越趨個人化，因此亦更加方便。不同人在不同地區輸入「全球暖化」，會出現的預測結果和搜尋結果會因人而異。當你多次使用Google的搜尋引擎，它會記錄你搜尋的規律、所在位置等，為你安排最適合你的預測結果（predictive search）、你最想看的搜尋結果。數據收集加上演算法的運作，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可以看見的「現實」，除著時間過去，我們對於現實世界的理解和行為也會因而有所改變。商業機構提供的服務及產品，我們已經難以選擇不用。商業監控固然帶來大量私隱及倫理問題——商業機構可否決定我們在網上世界可以接觸或者表達的東西、商業機構是否應該收集大量個人資料等，但在香港的現況下，政府監控的問題更為逼切。 

近日政府借控制武漢肺炎疫情推出「安心出行」，美其名為追蹤病毒源頭，以行大型監控之實。「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記錄大量個人資料，掌握每個使用者的行蹤。雖然現階段政府堅稱使用「安心出行」乃自願性質，但一旦政府規定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才可以進出特定地方或者使用交通工具，將與強制性質的「健康碼」無異，定引起香港人對於數位監控的疑慮。香港政府近年大力發展數位監控網絡，智慧燈柱、天眼系統、主要幹道上的鏡頭等等，每日收集大量數據，這些數據的去向未明，政府不會公開，法律落後無法提供保障。現在政府同樣記錄我們的一舉一動，無形中改變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還有反抗的可能性嗎？ 

什麼是數據監控？  

大型監控就如將所有人放在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改革者邊沁 （Jeremy Bentham）所發展出來的「圓形監獄」內。圓形監獄是一棟環形的建築物，中間有一座塔樓。環形的部分有一間房間的厚度，再分割成好多小房間，每間房內都有一扇窗戶面對中庭，面對塔樓的監視。房間內的任何行為都會被塔樓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傅柯（Foucault）形容這種空間為一個小劇場，「每個演員都是孤獨的，全然地個別化，也永遠可見。」雖然窗戶對著塔樓，但卻看不見塔樓內部。環形建築物內的人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在監視自己。 監控不只在於「監（視）（surveillance)」，更是在於「控 （制）(discipline or control?)」：大型監控的恐怖之處，在於你會假設自己正在被注視，「因為永遠有人看著你。因為永遠被人看著，所以能夠使人保持紀律，永遠服從。」傅柯所指的監控，除了監視以外，亦已控制監控對象的身體，並施以教化和矯正，使其變得順從。在全港過萬個政府鏡頭、國安法下商業機構需要交出用戶資料、被逼使用「安心出行」的情況下，香港距離「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境地越來越近。香港政府佈下天羅地網實施大型監控，置身於今天的香港，你每天要與各種監控科技交涉。你知道附近可能有鏡頭，所以示威要遮住面孔、使用代號。漸漸地，即使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正在監管自己，你無論如何已經假設自己正在被監視、內化了這樣的監控模式，最後你成為了你自己的監控人。政府鏡頭、感應器、「安心出行」不只在監視你，亦在嘗試控制你，使你服從並逐漸失去掙扎的可能。

監控是一種權力的運作。 現今政治機器的監控，不只是警察國安將鏡頭對準每個香港人，知悉你的一舉一動、查閱你每一個短訊內容。「監視」以外，還有「記錄」，將所有東西格式化（formatting），記錄在案。你的行為、說話甚至思想，變成「1」和「0」，符合一個特定格式去儲存、分析、預測。透過大量紀錄，將香港人進一步拴住在文字與數字之間，便於統計、設定格式。

我們已然成為我們的數據，難以分離。「我就是我的數據」似乎難以理解和抽象，我們既有身體、也有思想，我們的生活絕對不僅限於社交媒體或者「安心出行」，但同一時間對於外在的存在來說，我是我的數據；對於銀行來說我是的銀行戶口號碼；對於其他人，我是我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電話卡上獨一無二的號碼。如李智良在《房間》所說：「你必得膺服程序。你的身體髮膚、你私情慾望，衍生一組數據，及載入表格、標籤存檔、複印備份，構成病歷檔案、構成一個位置，隨時被演繹、隨時被代換。」

數據某程度上為我們可以成為怎樣的人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時亦限制了我們不能成為什麼。 誰人有權力控制數據的格式，就有控制我們可以成為什麼。權力（power）的操作可以被理解為「conduct of conduct」，意即重新安排、整理秩序和彼此的關係。「數據權力（Infopower）」是一種獨特的權力模式，而「格式化 （formatting）」是指這種權力運作的方式，數據權力通過格式化得以發揮。通過我們日常生活中習慣性遵守的格式——每一張表格、每一格政府鏡頭的錄像、每一次掃瞄「安心出行」的二維碼，我們都被「fasten」。Fasten在英語中有雙重意思，既指拴住（pin us down），亦指「加速」（speed us up）。我在香港所住的地方，屋苑使用八達通作為出入系統，每個住戶都必須使用實名的個人八達通向屋苑登記，方能順利出入屋苑。我先跟我的八達通被「拴住」，變相八達通公司與屋苑管理公司會知道這個號碼是我本人，會知道我多久沒回家、什麼時候回家、每次住多久、總是深夜才回家等行為模式。我曾經試過堅決不用，但每次出入屋苑都要額外用時間登記與解釋，久而久之也放棄了。因為這個系統為我提供的方便，我也被「加速」，因為方便及怕麻煩而開始使用並依賴這個系統。

反烏托邦社會下的數據權力

以中國的社會信用及監控系統為例，使用者被系統評分以及分類（pin down），為了可以搭飛機而努力符合系統定下的標準（speed up）。使用者先交出自己的資料，從此存在於系統之中，被系統限制自身，然後為了從事某些特定活動，努力符合系統定下的標準。社會信用系統包含各種資料收集的特定格式（收集生日日期、名字、父母身份、種族、行為等）、儲存數據的特定格式、將資料轉移或者傳送的特定格式，用作分析的特定格式等。這個紀錄的系統背後，是一種數據權力的行使，將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和我們可以成為的人，都限制在某種格式當中。格式化在輸入、處理、輸出的每一個階段中都在行使數據權力，規範我們的行為 （Conducts our conduct）。

社會信用系統收集數據時，是在建立一個格式的標準。每一項數據和資料，都不是本來就準備好被收集，格式化令數據有被收集的可能性。沒有「格式」，數據並不可能存在。「拴住」的過程亦在格式化的過程中發生。當一個人建立一個信用系統的戶口，他必須要根據特定格式輸入個人資料。按照正確格式輸入資料，政府才有辦法辨認當事人，將數據和個人連繫起來並分配一組號碼作其辨認，將當事人和他的資料拴住。然後系統透過演算法可以將行為、語言、外觀，轉化成定量數據。社會信用系統下，不同行為會帶來加分或扣分，簡單地將行為轉化成分數的格式。其他監控方式例如新疆的監控系則使用更加複雜的轉化，將種族、外觀轉化為特定格式的數據。但總括而言，演算法都是對已收集的數據格式化，加速分類的過程。社會信用系統經過收集數據、處理數據後，會變成你的信用分數。

政府大力吹奏社會信用系統時，指這個系統「使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分數結果是根據看似客觀的格式，透過數據收集、分析而成的。但我們都知道這種為行為劃線是一種政治行為，這些格式是建立在行為已經被黨格式化的基礎上，助長黨全面控制社會。 社會信用系統並非單純用強權鎮壓、監視人民，而是透過標準的格式，奠定一套人們用來理解他者以及自己的集體規範，令人為了他者的評價、自己的評分、名聲、從事特定活動的資格而努力和節制。這種權力的展現看似非常自由，「唔鍾意可以唔用」(不喜歡可以不用)，在這些監控之下每一個個體被建構成具有自由意志，能夠為自己負責的主體。中國某些信用系統由商業機構營運，並非強制性，但仍然有一大堆人自願使用。因為不膺服於特定格式， 不存在於系統入面某程度上等同不存在。與沒有信貸評級難以借貸道理一樣，沒有評分就不能生活。

不用社會信用系統，等於在社會中不存在。因為它已然變成了所有體制、機構、他人認知你的存在的依據。當社會信用系統和生活的所有面向掛鈎， 每一個人理解自身或者他者，只能透過系統定下的標準格式。情況有如新生兒的存在是透過出世紙上和醫院紀錄的資料得以確立（被拴住），記錄出生日期、姓名等，沒有特定格式紀錄的新生兒難以存在於政府和醫院的系統裡面。不存在政府的系統裡面，嬰兒去健康院時如何向前台姑娘登記？如何登記獲得「針卡」？以後教學、工作等都會受影響。中國國內因超生或者其他原因而無戶籍的人民，因為不存在於戶籍系統上，沒有被戶籍系統以特定格式記錄在案，連帶上學、看醫生也變得不可能。信用系統下，不只「失信者寸步難行」，沒有在信用系統上存在的百分百順民也不可能在社會行走。

社會信用系統在中國開始使用後，大部分人交友、戀愛，都表明要找分數好的人，分數低就難以結識戀人。沒有分數，其他人就沒法「判斷」你是否值得交往，也就會沒朋友。可能我們會大呼「黐線」，結識朋友與分數理應無關，講求志同道合價值觀相近。但因為中國政府將這個系統和生活的所有面向掛鈎，它變成了其他人了解你，和你去判斷自己的唯一標準。 將每一個人拴住再加速，難以掙脫。 

監控系統在輸入、處理和輸出的每一個階段，都展現一種引導社會的權力。這種格式化的權力不一定都極具壓迫性。社會信用系統下人民仍可以上訪，可以與分數低的人來往；這亦是數據權力運作的特點，人們沒有被禁止做任何事情。這些格式並非法律，法律是二元的，明確禁止或允許某些行為。但這些監控的工具定下了某些你必須滿足的條件，才具備資格從事特定活動——必須根據特定格式填寫資料才可以成為系統的一員、獲得較高的信用分數即可無需按金租車、必須有健康碼才可進出特定場所。

數據：1+1>2 

香港人看着新疆與活在社會信用系統下的中國人，仍然有一種抽離的感覺，並沒有覺得香港是這樣或者會變成這樣。雖然香港處處是鏡頭、《國安法》下賦予政府無限大的權力去監控與獲取香港人的數據、「安心出行」開始為大型監控系統鋪路，但香港人仍然覺得自己的資料被取得問題不大。平時和男朋友短訊溝通，沒有什麼重要的資訊，被監聽沒大不了，有風險的對話才使用加密工具；「安心出行」知道我什麼時候上過的士、什麼時候下車、去過那些地方，「又不是遊行示威用「安心出行」打卡」，沒有太大問題。

每一項數據分開看待的話並不能產生有用的資訊，單純知道你曾經在某一天看過一條短片並不能告訴政府除了「某某看過」之外的其他資訊。但當透過監控系統大量收集數據，零碎的道具就會組成一個人的肖像（portrait），組合起來的數據比每項數據各自加起來透露更加多的資訊。 當分析數據的時候可以揭示新的資訊。只看你YouTube一項瀏覽紀錄只可以知道你曾經看過什麼，但只要收集足夠的瀏覽紀錄，可以推算出來感興趣的內容，推算出你下一段影片想看什麼，當然未必100%是你想看的影片，但卻與您的喜好不會相差太遠。據《紐約時報》得獎記者Charles Duhigg 在一篇名為How Companies Learn Your Secrets的文章報導，一間在明尼蘇達州的Target （零售百貨公司）根據一名少女的購買習慣判斷出她懷孕了，於是送出嬰兒服飾的折扣券。少女的父親知道後到店內大興問罪之師，過了不久，父親發現少女原來真的是懷孕了。超級市場、社交媒體都可以準確預測我們的行為，當政府可以收集足夠數據，加以分析，也可以對我們作出類似預測，推斷我們的行為，先一步作出部署。新疆的監控系統大量追蹤人民，並分析他們的行為，試圖預測潛在的犯罪、抗議或暴力；然後早一步建議地方當局採取什麼維穩手段。這樣我們還可以反抗嗎？

香港與反烏托邦的距離

「安心出行」暫時只是強制特定場所需要展示「安心出行」二維碼，但透過分析哪些場所的二維碼沒人願意掃瞄，已經可以大致分辨出哪些是黃店。因為黃店普遍不會鼓勵顧客掃瞄二維碼，反而是支持配合政府的店舖會這樣做。另外，「安心出行」記錄你的出行紀錄，只看某一項紀錄，你在某間店舖掃瞄過二維碼，並沒有太多有用的資料，但對你所有的紀錄稍加分析——從不光顧美心、只在黃店消費，已足判斷你的政見，你也是反政府的一員；透過分析你會不會經常跨區去黃店，也可以知道你有多「黃」；甚至比對某些黃店平台的社交媒體與你的消費紀錄，可以推斷出來平時從那些平台接收資訊。

當政府和某些場地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才可以進出特定地方或者使用交通工具，一方面我們陷進了上述社會信用系統的困境；另一方面因為我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可以記錄的資料更多，可以分析的數據更多，知道的就更多。漸漸地，我們本來以為「沒有大不了」的紀錄，其實已具備將我們監視、分類的權力。即使「安心出行」不計分不強制，也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林鄭話「就算有啲處所一定要用安心出行，要喺 QR code（二維碼）掃一掃入去，但都係你可以自願去，可以自願不去」，但當你與朋友結伴staycation，酒店成為需要使用「安心出行」的指定地點，你還會為了堅持不掃描而不和朋友相聚嗎？ 

這種數據權力並不是單單在我們與政府的互動中運作。數據權力在社交媒體、超市會員制度同樣在運作。 近來香港掀起一陣「Facebook逃亡潮」，越來越多用戶不滿Facebook的社群守則缺乏透明度，質疑其自我審查用戶的發言，紛紛揚言要找社交媒體的「方舟」。也有好些人提倡科技工具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使用開放的工具。 但我們很快發現，只有你自己或一小撮人用其他社交媒體，並沒有用。情況好比小時候只有你用CSL，而同學全都用3台，結果是沒有人發短訊給你。Facebook一早已經將我們與我們的個人檔案拴住、與其他朋友的關係拴住在Facebook上，在透過介紹其他「你可能認識的人」、讚好鍵、其他功能加速我們各人對Facebook的依賴。超市會員制度同樣透過你提供的會員資料將你拴住，「我去開呢間，儲緊印花換嘢」(我常去這家，在存印花換東西)，用會員優惠、儲分、印花、換領禮品加速你對超市建立忠誠度。

要逃離沒有想像中簡單，人的慣性與貪圖方便令我們更容易被數據權力影響。在屋苑出入、社交媒體和超市會員制度對我們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不加入社交媒體，你仍然可以看醫生、買菜、坐飛機，最多與他人脫節；不加入超市會員制度，你仍然可以買菜，最多不能儲分換新煲，但我們已近乎沒法擺脫。

擺脫的成本太高，不使用這些工具或平台，並不是一句「唔鍾意就唔好用」可以帶過去。回顧「反送中」運動，我們不用Facebook、Telegram，我們同時亦要放棄快速接收資訊的渠道、與其他抗爭者的聯繫、利用這些工具組織抗爭的便利；但使用這些工具的同時，我們變得非常依賴，我們的即時動態變成同路人的回音壁，我們留下大量數據痕跡，被記錄和分析。同時政府可以透過向電訊商、商業機構、黑客軟件，獲得同樣這些數據。我們在享受數據格式化帶來的好處時，我們也漸漸失去拒絕這些工具的可能性。

眼下的社會信用系統、「安心出行」以及其他「智能乜乜」，危險的地方不止在於監視人民，更是在於將各個生活中極為重要的面向，以一個中央標準管理，建立一個特定格式要人民活在其中，膺服特定評分標準，容易控制人民。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人有不使用「安心出行」的權力，但又準備在特定場所只允許有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士出入。先透過向「安心出行」提供個人資料，被其系統拴住。為了進出特定場所、收到疫情相關通知和健康建議，而持續使用「安心出行」，並根據其標準格式行事，加速對系統的依賴。

大數據監控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它令我們膺服於特定格式下，我們只能透過這個標準去理解他人以及自身。傅柯在上世紀指圓形監獄存在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是指這種權力運作無處不在，「所謂圓形監獄就是從各種慾望產生出權力同質效果，令人驚奇的機械裝置。現實上的隸屬化就是從虛構的關係中機械性地產生。因此不須以暴力手段向囚犯要求行善、向瘋子要求穩定、向勞工要求勞動、向學生要求熱忱、向病人嚴守處方。」權力長期透過家庭、學校、媒體、監獄、醫院等媒介，管教與馴化人類，令我們自願服從。但現今的監控系統，卻是實實在在的在社會上建造出一座監視塔樓。這種監控有別於警察查看你手機內容、政府勾你線，你可以清電話、使用加密通訊，但監控系統串連起所有如今社會生活不可或缺權力運作的系統，使我們無處可逃，一定要向這個系統低頭。將生活各個面向與監控系統掛鈎後，人民很快就會「自己執生」，自動根據系統的標準行事，演活特定格式標準下的良民，甚至還會相信系統的標準就是自己所期望的標準。 

結語

驟眼看來，我們只能看著我們的社會逐步邁向反烏托邦式的現實，難以反抗。我現在知道了我活在監控之中，但我沒辦法完全放棄在這個社會中生活，我該何去何從？ 現在看似支配著我們的數據權力、監控系統等等，並非超越時空、一成不變的真理。 這些東西都只是「依據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被賦予的認知框架」，這些系統與權力的運作，只是在「現在」及「這個特定的地方」所產生的，透過了解它們的運作，我們可以保持一點距離來審視和它們的關係。單單只是知道數據權力的存在與運作並不會改變社會現狀，但卻能藉由這些觀察揭發企圖控制我們的權力結構。我們或許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脫離「自己執生」自動服從格式的方法。

權力系統需要人們合作，才可以順利運作 。如果在各個環節上，都有一定數量的人不願意合作，那麼權力也不能順利運作，支配我們。即使不能完全瓦解權力，也可以增加它的運作成本。「反送中」運動讓很多人認知到，原來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是抗爭，每一個日常生活的選擇，我們都在表態反抗。食黃店、不搭港鐵、幫襯(光顧)同路人等等，其實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付出多一點努力，麻煩一點。同樣地要掙脫這些監控系統的標準十分困難， 也將會為生活帶來不便。服從系統的標準往往比較簡單、方便，用個人八達通出入屋苑、將生活交給社會信用系統，做個良好市民，就可以免按金租房租車去旅行；用「安心出行」就可以暢通無阻四處去；但越來越多人如此，就更加難以解決這個局面。這些日常的抗爭都是眼前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應對已經對我們生活產生影響的權力運作的行動。

幫襯黃店和罷搭港鐵，不會即時帶來民主，但卻會改變我們與大型連鎖店、公營機構的關係，某程度上也是減輕政府或者親中勢力可以對我們造成的影響，也牢固了「黃營」的連繫。數據權力通過「拴住」與「加速」操控成本和效益行使，逐漸成為我們身處的社會網絡。但同一時間，這也代表我們可以透過各種組織行動和建立新的網絡，改變這些成本和效益；我們也可以不斷反思我們的網絡是如何被組織、有什麼創造性的方法可以改變現存的網絡，這些都可以減輕甚至削弱政府行使數據權力的有限性。 

在政府向香港人步步進逼的當下，極權嘗試透過種種行動告訴我們，無論我們怎樣反抗，還是逃不過它的碾壓。隨此而來的無力感，是我們的日常，亦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嘗試」，嘗試去影響這些權力的運作，嘗試去改變我們與政府、與其他人的關係。 即使未必可以成功掙脫數據權力的運作，但仍然努力不懈嘗試找方法應對。 

延伸閱讀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antheon Books.
Koopman, Colin. 2019. How We Became Our Data: A Genealogy Of The Informational Per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