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比較看二零一九年的勇與武

（下面的序文是為即將由一個在台灣的團隊出版的《香港秘密行動》一書寫的。是書乃目前筆者知道關於2019年勇武抗爭的唯一口述歷史作品，記載了個別勇武者講述的親身經歷。自己歷史自己寫，最能有效對抗政權以無限資源熟手捏造偽歷史。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嘗試，估計一定會有後續。）

香港人從爭取一國兩制雙普選轉變到要求自決獨立，用了大約五年，即從傘運到反送中的那時段；其間，手段也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流演化出勇武抗爭。這個「關鍵五年」，有的是歷史先例，最顯著的是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十三殖民州自1743年發生一連串反惡法暴動，反的是英國爲了替自己的帝國霸業主力 – 海軍 – 充員，不停徵召北美人入伍；名爲徵召，其實主要是强行拉夫。在1740到1815年這段時間裏，參加過皇家海軍的四十五萬人當中，北美人佔了四成。此後其他惡法漸多，但所引起的反抗一直都是體制内的，沒有分離主義成分。據麻省理工學院美國史教授 Pauline Maier 名著《從反抗到革命》指出，真正變化，十三州人從事件性的被動反抗過渡到全面主動的獨立革命，發生在1772到1776年之間，前後也是五年。當時不少抗爭派，包括個別後來參與起草獨立宣言的人，到了很後期還是死心不息，希望英國祖家統治者忽然明智放棄高壓，讓他們這批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子民繼續效忠皇室，結果祖家變本加厲；他們絕望了，於是也變成革命派，誓必獨立不回頭。因此，最後質變是長期忍讓之後的爆發，十分急促。

與此同時，十三州人對英國駐北美官員和軍隊的抗擊，其手段性質也經歷過一番轉變。之前的殖民人講革命，藍本就是1688年發生在英國祖家的「光榮革命」。那次革命是英國從王權時代進入議會民主的核心要步，其經過十分和平；非暴力的政府管治和社會改革由此進入英國傳統。因此，十三州殖民人當初有著來自祖家的濃厚「和理非」觀念，比香港傳統民主派的更甚。但是，英國政府搞内外有別，對北美殖民地特別嚴苛。高壓之下，美洲殖民人漸漸打破禁忌，先是使用了及物暴力，例如1765年發生在波士頓的「印花稅暴動」。新頒佈的印花稅法十分無理，反對的市民非常憤怒，毀壞了該法執行官的私宅。鎮壓升級後，民衆暴力也用來直接對付殖民官員和軍隊。

對比可知，發生在2014到2019年的香港社運轉變，即從個別議題訴求到與主權體一刀兩斷（目的轉變），以及從和理非到勇武（手段轉變），無論是就其事程還是時程看，都帶有普遍性，完全不能避免。這是我們可從香港的「關鍵五年」裏提取的第一個結論。

然而，對「香港的勇武」的進一步分析同樣重要。我們先看「勇」。2019年的香港勇者大多出身儒弱怕事的中產，很多甚至是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絕大部分是都市年輕人、很多還是學生。這些人從赤手空拳進化到研發、生產和在最前綫使用「火魔」等簡單武器，不斷衝擊數量上、體力訓練和輔助系統上都佔絕對優勢、武裝到了牙齒的特府黑警加中國混警而無所懼，那是初生香港民族性的「勇」的突破，是崇高價值觀念使然。如此生出的「香港勇」，在中國史上完全沒有過，跟「中國勇」完全不同。史上的集體「中國勇」，曾經建立皇朝（東漢、明朝），提供兩個所謂的革命（1911、1949）的戰鬥主力，但他們都盡是流寇、幫會分子、低下階層出身的失業官兵等亡命之徒，毛澤東説的游民，完全沒有任何價值觀念、只爲一碗飯出賣暴力。這種「中國勇」至今歷歷可見，充斥在中國武警公安解放軍等系統中，也在2019年元朗白衣人群體裏露猙獰。

至於中國的中產階級、讀書人集體，卻從來無勇可言。中國史上秀才當主力「造反」的事例只有兩起，那就是1661年金聖嘆哭廟案以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規模不同而起因相似，都是反貪反官倒，下場也同樣悲慘，但當中完全沒有反抗的勇氣，官兵一開打就倉惶四散。天安門事件的精神領袖、號稱「中國薩卡洛夫」的方勵之流亡美國受到保護卻自動封口噤聲。便是備受西方媒體贊譽的「坦克人」，揮手喊停的照片非常上鏡，其實也不過如是，因爲中國正規軍要殺人須有中央下的當場手諭，與2019年香港那些面對領有格殺令的黑警而敢衝鋒陷陣能壓場的女流火魔師怎比？起碼在「勇」的意義上，香港人可從「六四崇拜」畢業。這是第二個結論。

我們再看2019年「香港的勇武」裏頭的「武」。「香港武」絕大部分乃一夜之間進化而成，先天不足卻竟有足夠心力與政權殺戮力周旋凡數月，每次出戰之後能回家的，不少還需與政見截然不同的父母冷戰熱吵，壓力之大難以想象，任何現代西方社會運動裏面從來沒有過。然而，「香港武」到底不是武人出身，肉體支撐靠的是天然荷爾蒙，以致在驚天動地的極度亢奮過後回到平板日子特別是流亡環境裏的沉悶生活的時候，這些年輕武者反而不能適應，有的患上抑鬱，有的出現PTSD（創傷後遺症），甚者難以應付職場裏、家人友儕之間的簡單待人接物。相比，三流九教黑幫流氓出身的「中國武」，行動之餘絕對不會有這種後遺症。這無疑是「香港武」需要剋服的一個弱點，既是對個別手足、同時也是對整個光復革命群體而言，既是現在時、也是未來時的問題。我知道在2014年之後的運動力量積纍期間，不少香港年輕勇武派刻意鍛煉提升體力。但是，有體力還不夠；在今天這第二次力量積纍期裏，提升心力同樣重要。勾踐爲了復國臥薪嘗膽，長年鍛煉的，主要是心力。香港海内外仁人志士今後如何在日常生活裏、擇業與擇學的事情上同時貫徹體力和心力鍛煉，將是影響今後運動成敗的要素之一。這是第三個結論。

勇武有缺陷並不稀奇，尤其在初生階段。如果細看美國獨立革命的武裝力量，可以發現的的弱點非常多，密西根大學史學家 John Shy 更認爲它非常糟糕， 人多炮眾卻無什紀律，作戰策略更非磨練有素的英軍對手，十三州的軍事合作常常不到位。美國獨立革命最後成功了， 但不少學者認爲，那恐怕不是美軍贏了而是英軍輸了，原因是英國在其環球戰略部署考慮下，最後認爲不可能贏得北美已經打了七八年的戰爭，其中更有運氣不濟，時也命也，於是認輸。

2019年香港人的勇武行動，是繼新世代當主力發動的「三大革命實踐」即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魚蛋革命之後的突破與提升，完成了運動從反抗到革命的過渡。然而，其後輿論界不曾畫龍點睛，滿聲歌頌之餘未有突出對勇武者的勇武作集中描述和記錄。因此，《香港秘密行動》的成書和出版，有非常意義。

2022年6月23日

於北澤無月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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