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疆流亡者：離開之後的路如何走下去?

編按：此文由公民記者 Kristy 採訪撰寫，歡迎全球港人投稿《如水》成為公民記者。（投稿電郵：editorial@flowhongkong.net）

過去幾年，數位監控、政治迫害、文化殖民逐步在香港出現，「昨日新疆，今日香港」已成定局之際，筆者訪問流亡並現居法國的維吾爾人 H，了解流亡者的艱辛，以及他如何在異國開展第二人生。

2017 年開始，國際媒體對新疆「再教育營」的報道飛快增加；總部位於美國華府的非牟利組織維吾爾人權項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2018 年發表一份報告指，再教育營的關押人數超過 100 萬人。¹ 自此國際間對新疆問題的討論便從未停歇，紐約時報於 2019 年公布逾百頁的新彊文件更是引起全球關注。²

數年來，各地新疆專家學者的著作陸續出版，拼湊出維吾爾族在中共壓制之下的生活。筆者訪問現居法國的維吾爾族流亡者（下文將以 H 代稱），細說他流亡和移居法國的經過。

過去是借來的美好　新疆成人間地獄

H 於優渥的醫生家庭中長大，小時候在家中聽到的盡是各種醫學名詞，耳濡目染下令他萌生投身醫療行業的念頭。他成長於新疆最後的黃金時代，見過新疆最自由的時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暢所欲言，維吾爾族與漢族能融洽共處，事隔多年，他對小時候與漢人朋友一起嬉戲遊玩的場景仍然歷歷在目。

這段借回來的美好在 2016 年戛然而止。時任新疆自治區書記的陳全國代替主張「柔性治彊」的張春賢，並提出「沒有穩定一切皆為零」的口號，成為維吾爾人惡夢的開始。H 形容，智慧監控、再教育營、結對認親政策入主新疆，已把新疆變成人間地獄。 

2016 年，H 高中畢業後便隻身到北京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未幾中國政府以集中管理為名，強制全面回收維吾爾族的護照，他收到公安電話要求交出護照，H首先拒絕，惟公安之後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一隊武警到他家中用槍指嚇他的父母作威脅，遠在北京通過視訊看到一切的 H 逼不得已返回新疆。

甫抵達機場，H 便被武警以黑布蒙頭帶走，經由特別通道離開機場後坐上貨車，到達了另一個城市的再教育營，入營的第一天已十分煎熬，他先是遭公安毒打，再被鎖進一間只能容納十多個人的監房。在再教育營期間，他認出很多受過良好教育、富有的維吾爾人面孔，唱紅歌、上政治課、學習中文成為他們每日的首要工作。

H 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北京學校的關注，加上家人的營救，十五天後，他終於從再教育營中獲釋，及後被送進醫院治療。這件事如當頭棒喝般令他下定決心要離開新疆。 

同年，他報考了在香港舉行的美國大學入學試，當局派遣了一名公安全程在旁監視，H 更要負責該名隨行公安的所有支出。考試後他雖然獲心儀學校取錄，但因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收緊入境政策，最終無法成行，他只能嘗試轉向其他離開的方法。

驚險取回護照流亡　歸家遙遙無期

過程中，H 不斷嘗試取回自己的護照，在新疆取回護照需經歷重重關卡。他表示，漢族職員在看到維吾爾族申請取回護照時會刻意刁難，以拖延申請時間。H 的家人用遍了不同方法，花費大量金錢疏通關係，斷斷續續經過一年，有一天的半夜，他突然接到警局的電話，在警局工作的維吾爾族舊同學告訴他，今晚沒有漢人警察當值，著他立即到警察局取回護照，道別時對方還補上一句「因為覺得你是好人，所以希望你能夠離開新疆」。

當晚，H 收拾行李，在網上買了一張前往日本的機票。到達機場後，為免引起懷疑，他把護照放進行李箱，烏魯木齊機場設有內陸和外地的航班，他便跟櫃台職員說自己只是打算搭乘內陸機，返回北京的學校取回自己的物品。如是者他通過了安全檢查，順利登上前往日本的飛機，下機後在日本喝到人生第一杯 Starbucks。

回望這一段過去，H 說當初想著兩、三年之後便可返回新疆，沒想到至今仍未能回家，一直與家人分隔兩地。 

H 到日本之後在東京讀了兩年語言學校，失去經濟支援的他要獨力負責自己的開支，於是他過上了半工讀的生活，每天只睡得上三小時，更曾因交不出房租而要在兼職的餐廳留宿。兩年後，他成功考入日本大學修讀心儀的醫療科目，升上大學後得到的獎學金亦令他的生活不用像以往般拮据，修畢四年大學課程後，H 選擇到歐洲繼續升學，希望未來可以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令不同的國際組織中都有維吾爾族人的聲音。

訪問尾聲，筆者問他有甚麼想對香港人說，沒有如想像般聽到「香港人加油」，反而只有一句簡單的「love yourself」。儘管曾經失去一切，但如常過活，就是他去證明自己沒被打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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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極權　港人可從新疆經驗獲得啟發嗎？

H 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很多被逼離開成長地的流亡者內心都埋藏着重踏故土的理想，筆者訪問了曾在香港任教的新疆問題專家、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侍建宇，探討香港人可以從新疆經驗中獲得對抗極權的啓發嗎？

H 希望透過加入國際組織為自己族人發聲，但侍建宇認為，藉加入世界性組織對抗中共流於理想化，因為每個組織都有其結構和目的，加入後要依照其要求辦事，加上中國在國際組織間有巨大的影響力，單靠個人力量，即使加入有關機構也難以造成改變。

但他補充，「加入相關組織真正效用是擴大維吾爾人的社交網絡，在適當時機為抗爭提供幫助，畢竟流亡團體的社交網絡普遍並不寛廣，如果可以擴闊社交網絡至全世界各行各業，流亡者便可以為反抗活動提供間接幫助」。 

如果選擇體制以外的方法抗爭，成為一個獨立運動者又有甚麼因素需要考慮呢？

侍建宇認為，組織之外的運動者，必須要考慮財政資源從何而來，因為組織任何行動都需要錢，例如會議、遊行、示威等，只有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才可持續進行抗爭，如果得不到贊助，運動者便沒法繼續推動的工作。當然在理想的情況下，倡議者可以依靠捐款維生，香港人在這一方面比維吾爾人更有優勢，畢竟香港人的社交網絡比維吾爾人寛廣，經濟問題對香港人來說較容易解決。

從維吾爾人的歷史回溯，很多抗議活動是由其他國家協助的，代表了美國、中國、德國等不同國家的利益。在這個情況下，當地倡議者的目的，必須與贊助人相關才能發揮作用，變相要考慮贊助人意見和妥協，削弱了運動的力量。 

參考維吾爾人的經驗，在 2010 年以前，恐怖主義的陰霾縈繞不散，維吾爾人因穆斯林身分不被國際社會信任，募款有限，過去十年，隨着美國對華政策轉變而有所改善，美國較願意向他們提供資助，在再教育營政策出現後，美國更是加強對世界維吾爾大會資助力度，協助他們拓展全球網絡。而香港人相對不需要這樣的幫助。 

香港、維吾爾抗中內容不同

回到香港與新疆的抗爭之異同，侍建宇認為，香港跟維吾爾人對抗中國的內容並不一樣，香港議題與一國兩制下民主化承諾未能兌現有關，不涉及民族因素。中國想令港人放棄政治改革或民主政治的想法，透過經濟和人口改變香港，把香港變成中國在全球發展的一部份，過去香港確實能有效發揮作用，但香港社會漸漸開始不滿港府和中共的表現，繼以引起抵抗。  

侍建宇表示，值得留意的是，早前港府通過 8 間政府資助大學增加非本地學生限額，背後反映中共想透過人口轉移改變香港。如同新疆政府透過強制學習普通話轉換了維吾爾人的語言。他補充道，語言能影響一個人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難保在十年、二十年後，中國已透過各種社會改造的政策把香港完全變成中國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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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ass Internment of Uyghurs: “We want to be respected as humans. Is it too much to ask?（https://uhrp.org/report/the-mass-internment-of-uyghurs-we-want-to-be-respected-as-humans-is-it-too-much-to-ask/） ↩︎
2.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auth=login-google1tap&login=google1t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