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彷彿踏了空——兩個香港記者的創傷 - 曹雨

隔着屏幕，遠端訪問身處溫哥華的 Loft 時，總覺得畫面異常光亮。他解釋是療程的一環，說來語氣平淡。即使述說過去，光源之下，他的表情沒有崩塌，只是聲音斷續，伴隨着嘆息。

2020 年，香港精神科醫學院調查發現¹，反修例運動期間，記者、醫護人員、物業管理員等群組，抑鬱焦慮分數近 30％，較一般人的 14％高出近一倍。當時，該院院長吳文建說，記者在衝突現場報道，身處示威者和警方之間，承受龐大心理壓力。

五年有餘，香港再無衝突，留下乾涸的空洞。對當時的記者而言，創傷沒有隨之消失，而是植了根。《如水》訪問了兩位身處外地的香港記者，兩人某程度上是香港過往的縮影，見證那似是大有可為的時代，也在 2019 年以後錯失了許多，令他們的生命彷彿踏了空。

「你在現實世界裡，活在一個不現實的世界。」其中一位受訪者如此形容走過的路。

美麗舊世界

在近千呎的地下室內，V 比剛來加拿大時血色稍好了點，但依然瘦削。她說，創傷於她而言，是拿着過去的回憶，繼續在現實裡前行。乍聽之下，與常人並無分別；然而，她的回憶記錄了兩家香港重要傳媒的停運。

2018 年，V 從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畢業，去了一家她不太願意去的媒體實習，媒體名為《蘋果日報》。「我純粹是看一些師姐的報告，其中一個師姐寫說，記者要學會逃過保安，我就心想糟了，我不會做這些，又說要快靚正爆，我已經做不到。」

她在這家强調「快靚正爆」的媒體，從前輩身上學到何謂記者。V 記得，村上春樹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被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她和攝影師要花一整晚，逐字逐句找出所謂不雅的句子；她記得當年屯門三屍命案，攝影師教她如何觀察、如何上樓、去醫院找目擊者；她記得那年六四，她被要求紀錄九〇至九五年出生的人怎樣去看六四。她在悼念現場尋覓良久，找到一個環保組，專門回收群眾用完的蠟燭。

「《蘋果》是我第一個學習怎樣去做記者的地方。」

實習期完結，2019 年，V 在蘋果大樓乘電梯上四樓，加入《壹週刊》。對比《蘋果日報》，《壹週刊》的中高層在不同層面上都更為放任，那年亦正值反修例運動的白熱化時期。V 說，隨着運動起伏，她也開始面對《蘋果日報》時期所沒有的掙扎。

一次跟拍一名抗爭者，她正要逃離警察的搜捕，「她去了廁所換衣服，我很怕她被抓，然後我就搭着她肩膀一起出去聊天，假裝和她聊讀書讀得如何…她脫了豬嘴，但她又要去滅（催淚）煙，我就把我的全面罩給她」。V 不肯定，這是否稱得上她記者生涯的污點，「變了好像記者無故參與在現場的一分子」。

不止現場的掙扎，回到編採室，那時《國安法》落實，《壹週刊》安排律師協助審稿，V 要在自我審查和風險之間跳躍，還要面對上司「娛樂化」報道的要求。然而，有壓迫才有堅持，V 確立了一套何謂記者專業的心錨，「我就是要堅持…那時候我覺得，記錄真相、記錄時代，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這一套價值，我覺得，好像慢慢地劃在心裡，一直栽種成長，愈埋愈深」。

即使正值水深火熱，那時的香港仍充滿可能性。那年，各大小網絡媒體、乃至公民記者興起；某程度上，反修例運動拯救了好些正在沒落的傳統傳媒。總體而言，大部分記者都抱持清晰的新聞倫理觀。還有源自於過去二十年的深耕細作，各類公民社會的動員，自發的示威、抗議、工會、國際線，Loft 認為，回望香港的狀態，「你會覺得你有辦法去參與所有的事情，你覺得是任何的方法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相比 V，Loft 的身分更為多樣。除了公民記者的角色，非牟利組織、工會、社區組織，都可見到他的身影，「我的角度是比較多參與社會運動，甚至是一個 advocacy 的層面，這十幾年來我都有做」。從韓農來港反世貿、天星和皇后碼頭、反高鐵、反國教，Loft 以不同身分，緊隨香港的脈搏，感受時代的蓬勃。

Loft 記得，2012 年，孔誥烽和葉蔭聰合寫了一篇論文章，說香港提供了一個自由且資訊流通的環境，可以是中國的海外公民社會。他還記得，文中有一段暗示，香港這一種狀態，必有其限期。

「我想，其實我們內心中，都知道這件事一定會有盡頭」，Loft 說。

盡頭

早在 2019 年末，網上已流傳《蘋果日報》將遭解散。《國安法》落實前後，各種消息在傳媒行家群組甚囂塵上。但是，V 一直不以為意，「純粹是那些人來恐嚇你…始終覺得《蘋果》很穩當，很多香港人支持，那時也覺得可能香港雖然不完全叫民主社會，但是叫做半民主」。

2021 年 5 月《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被捕；同月 11 日，《蘋果日報》管理層決定召開員工大會，V 覺得事態嚴重，但仍相信高層會堅守下去。直到 6 月，消息愈發確實，部分《蘋果》員工開始離職，V 以為，她還有《壹週刊》作為最後記錄的堡壘。她可以作為壹傳媒的一分子，以內部角度記錄《蘋果日報》的最後日子，「《壹週刊》的總編在 6 月 21 日打電話來說，快點拍，他還說『我們會戰勝歸來』」。

兩天後， V 和攝記在外工作，收到了其他媒體的新聞通知：「《壹週刊》社長黃麗裳在官方 Facebook 公布，《壹週刊》將停刊並告別讀者。」黃麗裳寫道，有同事捨不得，仍存一絲希望，但「別存幻想！」

V 無暇反思自己是否心存幻想，「第一反應就是因為我在工作，我在上班的狀態」。她開始思忖，影片何時才拍攝完畢？夠時間剪接嗎？文章呢？她答應了《蘋果》的同事，如果報道趕不及刊出，「我會對不起他們」。

她一直維持工作狀態，回到公司，總編說，來不及了就不要寫了，她還是一直寫、一直寫，連合照也顧不上。在其他同事幫忙下，完稿一刻，V 仍未真正認知，壹傳媒將不復存在。

直至她遇上一個大學同學，「他問我有沒有上天台，下面的人在叫喊。我說沒有」，上到天台，下邊是手機的光和人，「《蘋果》加油！」、「香港人加油！」口號此起彼落。V 終於哭出來。

「社運已經結束，我們回不到以前的世界。」

這只是一連串結束的開端。對於擁有多重身分的 Loft 來說，「2021 年開始，整個社會一次過崩塌」。

作為公民記者，一切似乎尚可接受。和 V 一樣，作為記者需客觀中立，情緒可躲在專業背後。然而，當一整個公民社會被淹沒，情感隨之決堤。先是多年來籌備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解散，緊接是每年舉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討論是否解散。「我跟朋友說過我的看法，不要解散，因為真的解散了，就甚麼都沒有了…為甚麼要去到這樣的地步…很不願意事情這樣發生下去，但也知道沒有任何…唉，沒有任何辦法，因為那一刻已經踩到頭上。」

之後是曾為香港最大工會聯合組織的職工盟，「我作為職工盟的屬會幹事，那天我上到去，我有一刻捉住了別人，我忍不住，我真的哭了，我受不了了」。

組織陸續沒頂，接着是個人。Loft 親近的人也有被捕風險，「那一刻的狀態是，你要很冷靜，但你明知道情緒上是很不對勁。那種情緒，所有東西是混在一起，是很辛苦，但你又要很理性地去處理。」然後是他自己，「通常電話有一個 favorite list，我們第一個不是打給老婆，第一個是律師。那一刻，那一刻大家情緒是繃緊到一個位置…」

「你好像整個身分，本來從 2014 年開始，大家說，雨傘運動做不到，我們在社區做，一直做了 5 年之後，5年、6年，（然後）東西慢慢逐一逐一沒有了」，他頓了頓。

「真的甚麼都沒有了。」

道德傷害

Moral injury（道德傷害），指因目睹、實行或未能阻止違反自身道德信念和價值觀的事件而遭受的痛苦。以往，有關道德傷害的討論主於集中軍人群體；近年，因多倫多大學精神醫學教授 Anthony Feinstein 的研究，學界開始著眼於記者所受的道德傷害。尤其，記者大多是抱持理想主義的一群。

自從《蘋果》大樓天台上哭泣，V 的眼淚就似沒有停過。解散後，她和同事回到大樓收拾兼聚餐，流着淚吃沾有鼻涕的 Pizza；凌晨坐巴士回家，整段路程也在哭；回到家靜悄悄地哭，免得嚇到家人。

「明明說要繼續做下去，突然停了，不能做。《蘋果》說要堅持那一套，突然又沒有了，真的一片空白。」V 覺得，作為記者，為了彰顯真實，縱使前有紅線亦應走過去。但現實並非如此容易說走就走。她也憤怒，身邊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同事，似乎不理解她的痛苦和執著，「人們純粹會覺得失去《蘋果》很慘，但我常常覺得，你不知道失去《蘋果》慘在哪裡…而是這個時代，香港失去一份價值，失去新聞自由，失去對真相的一種追求和堅持」。

V 說，這樣的狀態，維持了約三個月，隨着時間流逝，加上在《立場新聞》找到新工作，創傷漸漸沉澱。直到《立場新聞》面臨解散。

相對 V 的價值失調，Loft 面對的，是朋友逐一身陷囹圄。民主派 47 人案中，有不少被告都是他的好友。「我們是壓着自己的情緒去做國安法庭的。有一個很熟的朋友，他去報到之前那一晚還在說，沒事的，很快出來，出來再喝酒打機。然後你明知道是他哄你的。」

「你會覺得，突然一群人一次過不見了。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一直逐個不見。」自從 47 人案以後，Loft 的生活主軸，變為探監。「每個星期就是去探監，一放假就是去探監，去赤柱就真的很要命。」探訪室內，懲教人員監視下，囚者與探訪者只能說些不坦不白的對話。「他又要裝沒事，你又要裝沒事。」

但他甘願。只要能保持溝通，怎樣也行。直到他因故需離開香港。

「你還是要離開的時候，你會很接受不到。再更加接受不到。更加會令情緒很辛苦。」他跟自己說，他是抱着目的而去。他帶着由一些行家共同進行調查的材料，由《蘋果日報》帶到《立場新聞》，再帶到加拿大。

然而，加拿大的時差，「對我來說非常致命」，香港與加拿大相差十多個小時，那邊新聞出爐，這邊正值深宵，Loft 覺得自己和香港完全脫節。不止時間，他的好友泰半移民至英國，「我們有一個吃飯的朋友，突然爆了一句，現在吃火鍋很沒趣，朋友

要不就在荔枝角，要不就在英國。那種感覺是覺得很……很離譜」。

人際斷絕，抱負也難以完成。原定計劃的幾個畢業論文題目，因各種原因和風險，均無法如願。「理性上是明白的，但是那時的情感你控制不了…我在入學聲明清楚寫明，我就是想來做一些香港做不到的東西。那段時間覺得，我來（加拿大）做甚麼呢？」

畢業以後，在媒體機構亦難以適應。「這裡的媒體生態是很社區基礎的，很看社區發生甚麼，和社會、整個政治政制有甚麼關係，比較像寫 feature 的方法。但是我們香港的情況是，因為很多時候源於政制的問題，引伸到很多東西，所以很多東西是由 system 開始寫。」

Loft 想起，當年和其他記者坐在記者室，一直打字一直打字。「然後你看到一個一個一直走，你當然想自己去做最後留下那個，繼續做下去。OK，你也走了，你去了一個新環境，你想着可以做到些事，但是你做不到。那一刻，我覺得是最大的遺憾。」

一到秋冬，加拿大四時開始，不見日光。「你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有時真的躺在床上不知道在做甚麼。你會很煩惱，你覺得你一定要有 output，academic 也好，journalist 也好，你沒有 output 就不用做了。又提不起心去做事，你會跟自己說，那你就更加沒用了。」如脫離了一直跟着跑的香港脈搏，再無起伏。

出走

初到加拿大的那一年，V 瘦得可怕。因生活上的不適應，因疾病纏身，亦因《立場》解散。不如《蘋果》那次，V 的情緒沒有爆發。「知道有一天男朋友要走，和完全不知道男朋友要離開，是兩種不同的心態。」《立場》中人自從解散，乃至兩名編輯被捕，一直有定期聚會，也有送囚車、寫信、探監。世界縱使崩塌，仍有些碎片握在手中。然而，這種情感連繫，也是一種創傷來源。

「很怕同事被捕，才是最大的創傷。」近來，她亦有一種重複的情緒，令她憤怒不已。「他們是否知道自己不會被捕？其實他們早就知道。但他們都特意去做，去換取我們的自由。他們這種堅持理想或真相的人，其實不應該被抓。我接受不到，我很生氣，很生氣，很討厭政府，但我又做不到任何事，對自己的無力又生氣。」

但至少，她還有地方，好好寫下去。現時在一家加拿大中文報社工作的 V，自覺創傷變得細水長流，「我覺得埋在心裡的一條疤痕，它也是一條疤痕。你只不過沒有以前那麼激動，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她記得，一次回港，有行家跟她說，現時的香港沒有甚麼好報道；也有一些有心有力的記者，因滋擾恐嚇而被迫離職，「算是有空間寫，我已比人幸福」。

「不知為何，好像之後又回到原點。覺得不需要理人甚麼感受，始終記錄自己，做好自己就好。」語畢，她補充，「現在可能剛好是好的狀態，你遲一點訪問我，可能又是另一種說法了」。

至於 Loft，他最近開始接受專門針對記者創傷的心理輔導²，間或亦有使用藥物治療，狀態好了那麼一點，也重新執筆，出外拍攝。他思忖，總有一天，等所有政治案都完結了，他的朋友都出來了，或者，他也可以走出來，想想自己的下一步。「可能是再做一些公民社會的事，會不會去做研究或者政策，是不是可能做一些以前不夠膽做的。」

他想起，一位攝影師記者跟他說，經過 2019 年的衝突現場，習慣了腎上腺素成癮的感覺。回到平靜的日常，「你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沒有感覺。」Loft 說自己可能稱不上是攝影師，這種類近戰場 PTSD 的後遺，沒有那麼嚴重。又或者，他的 PTSD，來自別處。

今年 5 月，Loft 前往英國探望朋友，順道旁聽 Matthew Trickett 的案件。剛好一位編輯聯絡，既然人在英國，不如幫他幫忙跟進拍攝。「我當然跟進…那個狀態就是，感覺是一個自己很熟悉的環境，因為我聽得懂那些案件，又是國安案。那天站了五個小時，十一時開庭，五時半才出來，站了四、五個小時，覺得沒事，很享受。」他其實記得，約了朋友下午兩時飲茶，「卻得失朋友而爽約」。但那種興奮的狀態，令他沒有想到其他後果。

「以前做記者就已經是這樣。你會為了出去衝就甚麼都不理，你為了出去工作，你可以任何東西都不需要理會。你會覺得，家裡一定明白的，朋友一定明白的。」他又想起那位攝影師的話語。

「像受了詛咒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