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得有香港，我才可找到自己的意義」 許穎婷在美仍是「香港人」
| 許穎婷，25 歲。10 歲時接觸六四事件，第一次自願參加的公眾集會是香港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守夜活動。2014 年，15 歲，加入學民思潮，從此視香港社運為人生志業。 2016 年到美國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學習新聞學。2019 年 4 月 21 日，許穎婷在校園刊物柏克萊烽火報（The Berkeley Beacon）以 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 為題， 表達對校方採用「中國香港」稱呼的不滿，並指自己會守護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在波士頓協助及舉辦聲援集會，曾受跟蹤及生命威脅。 2019 年 11 月，許穎婷回港，並於理大採訪「圍魏救趙」行動。期間對自己的旁觀者身分產生質疑。2020 年 3 月 10 日，許穎婷發起在美港人組織「我們是香港人（We The HongKongers）」，呼籲所有居美港人在 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的種族一欄填上「香港人」身分。 同年 7 月，香港落實《國安法》。基於種種考量，2020 年 12 月 17 日，許穎婷宣布流亡。2021 月 9 月，成為第一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的香港社運人士。 |
霎眼，反送中運動已是 5 年前。其餘波仍在牽動拉扯一整代人的命途。多少人在危亡之運前失去了原定的人生；非身陷囹圄的，又要面臨多少去故之悲。而她卻只是眾多被迫脫軌人生的「之一」。許穎婷，離港逾 4 年，仍在承受原定未來被斬斷的苦果。
我以為的人生
沒有 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2019 年仍是未來。那時香港並非太平無事，亦遠非一潭死水。許穎婷想過，畢業後進入美國的媒體業浸淫一段時間，「學一下這裡的新聞生態，他們工作的環境，譬如說 Journalism ethics（傳媒倫理），其實都是和香港很不同，在那裡拿到經驗之後，也都拿到 network 去 build 到那條路，我就可以真的回香港」。
回港以後，是繼續外媒記者的工作，抑或還有其他可能性？許穎婷喜歡香港社區隱然的人情味，「我對香港人的人情味，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很 nostalgia，很想去了解，或者很想在這個 environment 生存」。
自己辦一個媒體，似乎也未嘗不可？她曾在馬鞍山辦沙田區報，閒時與朋友相約發掘香港的「隱世」地點。「我們特意好像很不跟風，要早過新假期找到一些 spot，甚至我們可能會變成新假期。」
沒有 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2019 年仍是未來。那年她是那麼的年輕，可能性寬闊如江河。即使上述未來未有成真，至少，她在香港。她不需離開潮濕海風的回憶、海濱長廊、單車徑、烏溪沙沙灘，還有旺角財記的薯仔牛柳粒。
許穎婷說，她從來不是事先計劃的人。畢業以後，她不排除會長留美國，申請綠卡。但在想像的千萬個可能性中，唯一不變的是，她會回到香港，「香港對我來說好像一個插頭，它是香港獨有的插頭，然後我要回香港充電」。
那時，許穎婷對自己和香港的未來感到樂觀。她 14 歲已加入學民思潮，在某些人眼中已是脫離安份守紀的常軌。但那時的香港，縱是傘後抑鬱未解，抑或政治暗流湧動；公民社會的川流依然相互交融，她如魚般穿梭於熟悉的街道，在江河中找到自己的所在。
「我都相信，當時的香港的公民社會繼續有很多的可能性……我小時候就接觸社運，所以我找到了那個存在意義之後，就一直向著那條路走。」
事後回想，「這件事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 一文於愛默生學院的校報刊出後，編委決定將她轉為 opinion column editor（社論版編輯），許穎婷便覺察轉變的暗流在她內心深處湧動。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很強的立場，建立了一個 public image，不可以再有一個 impartial 的形象去繼續做校園的新聞。」她想，這會否也預示畢業以後，外媒會以同樣理由拒絕她？
數月後，反送中運動席捲全港。許穎婷回到香港，正值「圍魏救趙」行動，她馬上到理大採訪。警暴面前，她只想摘下記者證和反光衣，拋棄旁觀者的身分。不需旁人阻止，她自覺已沒資格再做記者。通往想像中人生的大門開始關閉。
但她仍然掙扎。
2020 年，她希望找回些許想像的碎片，遂將方向轉至地區性工作，「無論是社區報也好，搞活動也好，搞補習班，或者有關少數民族的服務工作也好，我就是想做多一些社區服務的工作，希望可以在和別人的接觸裡，繼續承傳我們想推廣的一些價值」。
同年 6 月 30 日，《國安法》於香港落實。「（上述計畫）完全沒有了。」
江河停滯，她頓感迷失。「很多的想像，很多大大小小的計劃，現在套在香港，其實是完全、基本上是死亡的。」然後是恐懼。「那時候還沒有見到有人被拘捕，還沒有實際的判刑，沒有任何參考。但那個恐懼是可以無限放大，那一刻其實是不知道自己在面對什麼。」
親朋出於擔心，都勸她離開。「避一避風頭也好」、「可能還沒那麼差，那之後你就可以回來」，他們說。
許穎婷在去留之間擺盪。
「如果我以後都安靜一點，就會沒事嗎？有政府的朋友說我在一份觀察名單上，但會否只是觀察？若我堅持不走，會否連累親朋？一方面我說服自己，是有機會回來，但是另一方面，我亦有一個很現實的聲音跟我說，可能這就是最後一次。」
拒絕選擇離港的那些日子，她躲在床上哭泣，她在客廳叫喊不想離開。但當身邊重要的人一個接著一個浮現腦海，伴隨着失去自身存在價值的恐懼，那一刻，她知道，是時候非走不可了。
魚被沖出了江河，流散大海。
我實際的人生
起床，吃一堆維他命。坐下，開電腦 work from home，Email，簡報，教育推廣有關香港的議題。下班，吃飯，開一部電影或者劇集，不知道為什麼很晚才睡。
「生活很無聊的，我每一日就是這樣。」
美國對許穎婷來說，並非陌生的異地。連同讀書，她在美國已有 6、7 年，華盛頓特區的車站、咖啡店、政府建築和國會，她不再陌生。她知道在哪一個車站下車、如何回家，但不知為何，「我都不是很 cultivate 到自己對這個地方的歸屬感。在美國，慢慢已經接受無法如同在香港，可以放心自在周圍遊盪……有一塊 missing puzzle 的感覺」。
她說，華盛頓特區像香港，有一個濕熱的夏天，和很多敏感源的春天。她愛看海、看湖，這讓她想起在水一方的記憶。
但魚已離水。再怎樣熟悉，美國都不是香港。
自 2020 年離開香港，有近 3 年多的時間，許穎婷都在後悔，「我對自己有些失望，我覺得當時很懦弱地離開了」，她多少次思忖，不如回去坐牢算了。
當年齊上齊落的承諾，依然是她的執著。「唐英傑前兩天說（流亡）外國的人，我忘記了他 excat wording，類似叫人衝，但自己去享樂。我不想……他們會這樣想，我是完全明白，但是，我就是不想他們覺得，他們出來了，世界都不同了。」她早已下定決心，在外要為香港做些什麼，這樣才對得起留下來的人，以及離開的自己，「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2019 年的畫面對現在的港人依是歷歷在目。但對外國而言，無可避免已逐漸模糊。打國際線，延續香港議題的熱度，困難只會與日俱增。「國際倡議是要很有耐性的，不是馬上會有成效，回饋也不是很直接。」許穎婷自我質疑，有為香港貢獻嗎？有實現對自己和香港的承諾嗎？
她嘗試在 Facebook 寫文章，拍攝 YouTube 影片，「我不娛樂，不看電影，什麼都不做，我就是坐在那裡，弄一條 YouTube 片，坐一天。每一日就是一個機器。之後，我就 burn out。」身心開始出現問題，但她就是內疚，「睡覺的時候跟自己說，明天不如試試做，（然後）明天還是做不到……我開始很討厭自己，少了就香港議題去思考，而覺得自己很懶惰，或者覺得自己，覺得自己好像蠢了」。
及後在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就職，參與政策倡議，「我好像找回多一點……自己至少有些貢獻。」但剎那之後，又回到沒有成果的迴圈。
「究竟我追求一個怎樣的香港？如果那個香港永遠都不會……我們永遠都不會回到過去，我現在究竟是想追求什麼？我現在究竟是想自己好過一點，還是我真的想為這個運動，或者為香港做事？」
她今年才 25 歲。未來還很長，所以她感到迷惘。「這半年一直在想這件事，究竟我是否真的做到……我未來的人生是否真的都要做這件事。我未有答案，都覺得很迷惘，亦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前路是怎樣。」
對自己拋出沒有答案的詰問同時，與香港切斷聯繫這件事，又比想像中痛苦。「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喪失對這個城市的記憶」，她甚至分不清，腦海那些鮮活的記憶，究竟是幻想還是現實。「因為你不能重臨那個地方。你抓不住這些記憶。回看又很痛苦，想像未來又很痛苦。」
切斷聯繫的還有留下來的人。她要接受，自己和他們世界的悲歡離合不再重疊。尤其是被香港政府通緝以後，又要擔心會否連累別人。「你做的事影響到、連累到人，而你不是承受那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但這是超出她控制的事。她唯一能做的，「繼續笑，繼續笑下去，繼續裝不在意。」
她知道，對比那些比她年輕，真的在牢獄裡失去了未來的人來說，她所經歷的可謂微不足道。但她的悲傷是真實的，她的壓力也是真實的。「很 unfortunate，在我們這個時代誕生的人。」
許穎婷說，最痛苦的時間算是過去了。偶爾的一個 DM，對她述說她的影響力，因為她才去組織遊行，都是有一種莫大的動力。身邊的朋友，也可以半推半就的拉她踏出住所，找些娛樂放鬆。迷惘沒有消失，人生的答案依然渺渺，但她似乎找到創傷的B-side：「雖然失去了很多，甚至失去了和香港這片土地的連結，但幸得有香港，我才可以一直找到自己的意義，繼續走下去。」
「是香港救了我。她讓我在一切的罪疚感之中，找到自己可以回饋的地方。」
| 何謂香港人？ 4 年前，許穎婷對香港人的定義十分堅實。不是中國人、具歸屬感、願意犧牲。4 年過去，她自覺那些定義太理想，也太熱血。 「唯一完全沒有變的， 我覺得是歸屬感的部分。」那是一種在中國打壓框架內反抗，出於求生意志而掙扎所產生的歸屬感。然而，她的執著遊離於放下的邊緣。在海外，她遇上認為中國和香港的身分沒有衝突的香港人，「我沒辦法去阻止別人叫自己是香港人。」 畢竟，身分認同如水，而如水似乎亦無不可。「所以我們的 diaspora 其實都可以成長，而且依然在發展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