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只是「記念」？ 不應在「他國」影響「他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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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
我剛剛搬到溫哥華，參與了幾個由香港人的組織發起的活動，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剛剛才從香港過來（在香港已經好幾年沒有聽到和看到 19 年時期很多標誌性的口號或標語或音樂），所以每次在活動看到／聽到都特別感到心裡不舒服。
我也有參與在 4 月 28 號關於六四到一九年的講座，所以我想問問當天有分講話的馮敬恩先生，你會覺得其實這些「儀式」跟六四在維園燭光悼念一樣，都只是在「記念」嗎？而當我們在別人的國家，用自己地方的文化／經歷想去影響別人的政治，是否會成了我們最討厭的人？
想知道你的看法，是因為我感到十分矛盾，如果搬到加拿大生活不是一心為加拿大人服務／以加拿大人方式思考，而是一直想着過去香港的事，感覺也不是太健康，謝謝你們。
馮敬恩：
感謝你的問題，容我即速談一談講座內容，然後再討論你的問題。在溫哥華支聯會於2024 年4 月28日的講座中1，我的出現是為了給後續的周永康以及周竪峰的討論提供一種可行的理論思路。然而，從座談會後報道以及討論中，似乎不是太多人理解到箇中的邏輯關係，因此也很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提出進一步的解釋。
當中，我首先引用了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其提出民族的建構之所以是想像出來的，需要幾個必要條件：第一，宗教共同體與神聖語言的衰敗，即不再以拉丁文作為主要書寫和出版媒介，而是加入英語、法語等語言。第二，皇朝、帝國的沒落。有別於帝國主義以帝國中心作為核心，然後向外輻射影響力，民族主義是以邊陲作為界線，而不是以帝國中心作為界線。當帝國面臨瓦解，帝國影響力無法有效觸及的邊陲地區，就是非官方民族主義興起的必要條件。
第三，時間觀念「彌賽亞時間」變成「同質空洞的時間」。在「彌賽亞時間」的觀念中，過去是為了預兆未來，如大衛王的出現預示着主耶穌的降臨。然而，「同質空洞的時間」則是允許現在、過去、未來都集中在當下，並且以報章、小說的方式呈現，不受時空的影響。
第四，便是資本主義連帶的印刷術興起。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刷術得到改進，產能也提高了。如果只是印刷拉丁文的出版物，就會產能過剩。於是，出現很多非拉丁文的小說、報章。
由於出現了這些小說和報章，每個區域的人閱讀報章和小說的時候，就可以想像那些在同一遍區域正在閱讀相同報章和小說的人與他們的共同心情，以及那些出現在那份報章、小說的人，經歷、代入他們所發生的事情。情況就如，安德森引用了黎剎的《社會之癌》，內容開首講述了一群分布在馬尼拉各處，彼此不認識的人，在討論同一件事的場景。他們之間互不認識，但通過閱讀報章，討論同一件事，彼此之間就產生了關聯。
這四個條件，如何將之加入到「中華民族」的建構呢？梁啟超的清末（即帝國衰敗）的背景下，推動新文化運動，提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神聖語言的衰敗），並且開始辦報、寫小說（印刷術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為「中華民族」的建構提供了充足的社會條件。
然而，這個「中華民族」有其缺陷，諸如梁啟超無法肯定地提出，究竟地理中國的小數族裔是否包括在「中華民族」之中，還是只是包含漢族。惟「中華民族」的概念，似乎是要以一種共同的身分，來抵禦外族（即西方列強）入侵的一種工具。史書美在《反離散》一書中，亦曾表示所謂「華語語系」（Sinophone） 其實是漢族霸權。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是有其實用性，並且通過人為建構出來的。
接續下來，既然民族可以被建構出來，就自然有建構的過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在 The Belief in Common Ethnicity 的章節中提及，一個部落的意識，是從共同的政治經驗而非血緣而產生。這些共同的政治經驗，可以是征戰的經驗以及參與在部落的事務的經驗。如是者，一個地方的政治經驗，通過共同參與，再加上一系列報章、小說等工具得以放大，就有產生安德森的所講的想像出來的共同體。
那麼，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們，具有同一個民族建構的過程嗎？從六四悼念的事情中可以見到一個有可能的進路：我的觀察是，上一輩香港人的民族建構過程中有存在參與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因此香港人通過參與其中，多多少少與「中國人」產生關聯。加上有如高馬可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英治香港的精英的身分認同，具有相當複雜性，分別有殖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以及本地身分的元素。如是者，直接或間接參與過八九民運的香港人，他們的身分建構中中國民族主義的元素就得以強化，致令「中國人」、「愛國」、「建設民族中國」的議題長期佔據與六四有關的議題中。
然而，隨着主權移交，「孔允明案」、自由行、「雙非」、「東江水論」、「限奶令」等數之不盡的港中矛盾事件，使得「中華民族」這個術語的矛盾得以顯現：一方面香港位處中國南方，處於邊陲地帶，自古以來長期受到中原地區的歧視，如海禁以及內遷，實屬於「中華民族」中模糊不清的小數民族；另一方面，隨着近二十多年的港中矛盾，「中國人」驟然變成「他者」，而非「我們」。
於是，「中國人」、「中華民族」與香港身分之間的結連猛然消退，而「香港人」或曰「香港民族」的雛形則逐漸崛起。加上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以及 2019 年的反送中的爆發，香港人有了自己的政治和現代的征戰經驗，為「自己」而戰，使得香港的本地身分進一步抬頭。
早年與支聯會之間的爭議，則在此背景下萌芽：年輕一代沒有參與在八九民運的政治活動中，反而參與或經歷在數之不盡港中矛盾以及本地民主運動中，實令年輕以及年長一代沒有相同的「政治經驗」，那麼自然就會生出不同的認同和想像。
Wait ! hold on ! 那麼「記念」又是為何？如何解釋為八九民運進行「記念」呢？安德森曾經以「朝聖」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此一宗教儀式中，信徒之間互不相識，但有着共同信仰，因此出現在同一地方，彼此之間知道為什麼出現在這裡，因此共同體就得以產生。支聯會的「記念」就是共同體的一次朝聖之旅，每年大家出現在維園，參與者彼此之間互不相識，但有着同一目的：悼念八九民運的死難者。如此，他們在三十多年前的共同政治參與與想像就會得以強化，並延續下去。
同理，其他組織所舉辦六四晚會，同樣是悼念，也是屬於他們的朝聖之旅，只是他們出發點不一樣，並非以「中華民族」／「中國人」的角度出發而已。記念此一行為，在這個脈絡之下，就是強化各自的共同體連結的一個過程。如今，這種「記念」已經從八九民運相關的記念，轉移成為諸多香港人受到壓迫的圖騰，大家有了一個新近且廣泛意義，是故身分之爭已經變得不重要，或曰新老兩輩的人，共同經歷了一場屬於大家的新的征戰，「香港人」身分得到進一步確立，並且成為悼念的共識。
這個框架，目的是為後面的周竪峰同學所講六四悼念的爭議以及周永康同學所講話的情緒與社會運動的內容奠定一個框架，使三者產生連貫性。
回到你的問題，帶着香港議題可以融入加拿大嗎？當然可以，不只是加拿大。隨着全球化，每一個國家之間的扣連愈來愈頻繁，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香港議題是全球議題，全球議題也是香港議題。重點在於，如何將香港議題扣連進本地利益。諸如香港通過 23 條，其實對位處香港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其他加拿大公司存在隱憂，所以加拿大或許需要關注香港的發展。又諸如香港通過國安法，英國公民黎智英慘遭逮捕，英國基於本國利益，也應該要關注其中的發展。
香港議題大部分都不是獨立議題，而是國際議題。試問，將香港議題帶入外國，怎麼算「干預他國政治」呢？相反，這是一種愛國的表現。只有把自己永遠視為他者，拒絕融入，才會覺得自己在「干預他國政治」。
-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六四 35 週年第三場活動：「由 1989 到 2019：香港人的抗爭、傷痛、和記憶」（https://www.instagram.com/p/C40-XtKPnDZ/）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