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即真理

香港公民社會如今不僅要面對國安法所蔓延的白色恐怖，同時還因為世界各地在運動失敗後出現原意為救援受政治迫害的香港抗爭者的移民政策，如移英的 BNO 政策、移加的救生艇計劃，而正在經歷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的第二次移民潮。

最近，去留爭議不休，香港人開始分為留守派和移民派。初選 47人案被告之一，新界東初選出線者劉穎匡在獄中來鴻，指出「 希望自己受嘅苦難可以成為香港人勇敢地堅持留低嘅理由，係可以振奮人心、而非擊潰士氣 」又指「 一齊出聲努力抵抗移民潮就已經係每一個人嘅當務之急。」然而，電影《 十年》導演之一的歐文傑，移民加拿大後，理直氣壯般指出身陷囹圄的手足是逃避，因為有保資保人才之需，指出移民才是香港抗爭的新出路，在網絡上引來不少迴響。

但我的立場與歐完全相反。

我認為，香港人必須留守在香港到最後一刻。原因是，我認為移民者是極不道德、極不負責任的，這也是相當愚昧的抗爭策略。

此舉既實實在在違反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所許下的政治約章。同時，移民作為抗爭策略是必然失效，更遑論某些學者提出所謂海外新香港之論。

（ 我也需明確指出，流亡不等同移民。流亡是抗爭者受政治迫害後別無他法所致，但移民者是沒有政治風險、自己選擇的、只顧個人利益的自私行為，兩者本質上已經是南轅北轍 ）

19 年運動約章 移民有違政治道德

首先，為何我會斥移民在本質上是政治上不道德的？

原因是，我認為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並不是一場單純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反送中已經超越了民主運動本身的性質，而是一個香港人以血汗立誓的政治制約過程。

在 2019 年的運動中，衝突現場湧現了不少抗爭口號，而這些口號象徵著香港人的主流抗爭策略。例如，「和勇不分」意味著和理非和勇武的合流，不再因策略分歧而相互指責；「Be Water 」代表香港人因時制宜、靈活變通的抗爭策略，不再迷戀過往的佔領式抗爭死守某個據點，更重視街頭游擊的抗爭戰術。

然而，在云云的抗爭口號中，我認為「 齊上齊落」四字是香港人在後國安法時代最需要承傳的抗爭精神。

「齊上齊落」不僅是指抗爭者要在街頭上共同進退，也是指不論在順境逆境，香港人都應該要並肩而行，不應該以個人利益為由，拋棄因運動而正在受難的同行者。

我認為，一旦香港人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曾經高呼或同意齊上齊落的抗爭口號，及後就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共識是，抗爭運動是以儘量不拋棄任何一位手足為大前提。我們會同意這種前提的原因是，我們不願再任由手足隻身一人面對強權，然後遭受苦難。香港經歷一連串的打壓後，如梁繼平所言，已成為苦難的共同體，而所謂共同體的意義，就在於昔日在我身旁無名的手足已經成為了各自人生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如果所有香港人都決定移民，實是有違我們在運動中許下的莊嚴約章——不再齊上齊落，任由受難者孤獨地面對極權。此乃政治上不道德之舉，亦是不再視香港為不可分離的共同體的低劣表現。

更遑論外國惠及香港人的移民政策，原意是要援助在香港受政治壓迫的抗爭者離開，卻諷刺的為一些政治風險不大、只顧個人未來的香港人走難之用。這批自私的港人，其實只不過是踏著手足的身軀和鮮血，才能順利移民，如今卻反過來指斥留守者，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

就算手足已身陷囹圄，在牆外的我們因遵守齊上齊落的政治約章，是心甘情願地等待和陪伴大家。不過，這並不是單純的等待和陪伴，而是倘有自由之軀的香港人，繼續以自己的方式作本地抗爭，將抗爭意識融入生活當中，最低程度是寫信旁聽，更高一層是繼續參與公共事務。如果大家仍在堅持，相信牆內的手足是看得到的。試想像一下，如果受困的抗爭者每天打開報紙，盡是移民的新聞和故事，他們的感受會是如何？他們不會感受到所謂移民的新抗爭路線，只會有被遺棄的感覺。我們留守在香港在地頑抗的意義是，我們或多或少能成為牆內手足的精神支柱。

留守者如今所做的，只不過是在兌現兩年前與手足簽下的政治約章。

愚昧的策略移民：論國際戰線的局限

移民派曾經指出，坐監是逃避，移民才是抗爭真出路。理由是，移民者可以走資走人才並壯大香港國際戰線的力量。

我只能說，這種所謂策略移民是極度愚昧的。首先，離開和留下經常被呈現為「 抗爭策略」的選取，然後分析留下還是離開更「 有利」抗爭。然而，這個論調是錯置的。留下抑或離開本身，都不是一個抗爭策略，亦不能去脈絡地討論利弊。留下來不理世事做港豬，跟移民之後不理世事做港豬是沒有分別的。所以關鍵是留下來做甚麼，離開了做甚麼。首先釐清一點，離開與「 國際線」是沒有關係的。普通人離開香港不會突然間就參與了國際線，國際遊說工作是有門檻而且僅限於一些有名聲的政治人物的。如果論抗爭，其實離開與留下一樣困難，沒有誰比誰高尚（當然仍然留港的筆者認為留下更加「有用」）。離開雖然可以發揮對國際社群的影響，但問題就在於根本對本地毫無幫助。除了在資源和金錢上支援本地的公民社會，人在海外根本無法在地經營香港的公民社會。一個人在香港堅持到維園悼念六四對香港人的鼓勵作用，或許比 400 個人在倫敦集會聲援香港更大。不過，留下的困難就在於政治空間的縮窄以及極高的抗爭成本。明面上已經不可能號召到示威，只能默默經營公民社會，以及支援在囚人士。

香港民主運動一定是以本地為主、海外為輔。以 12 港人事件為例，雖然香港有岑敖暉、朱凱廸、鄒家成等人為盡力協助家屬營救身處鹽田看守所 12位手足所設的 12 港人關注組，然而，本地的普通香港人除了關注以外，什麼都做不了，反而是一批中國維權律師無懼打壓站在第一線向香港人伸出援手，這股力量才來得最大。你可以想像，留守在香港的本地抗爭者面對的境況，就如同 12 港人在中國大陸的情況，2021 年的國際戰線，其實非常局限。對於普通移民者而言，他們「 參與本地的抗爭」，只不過是在外地做文宣、參與在外地的香港集會——無錯，612 是有很多海外港人參與集會，但對於本地民主運動的幫助實在非常小。一來，海外集會只用作團結海外港人之用，難以由外到內掀起本地民主運動的浪潮；二來，坦白說，我個人作為決定留守在香港的一方，連些少充權的感覺也感受不到。

再來，先不論一般香港移民參與國際戰線，來來去去也是製作文宣、參與集會、以及一些對海外手足的援助（ 這當然很重要，但只是救援性質），其實一些知名的國際戰線代表人物，按我的觀察，也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例如流亡海外的張崑陽、羅冠聰，我當然不是否定他們的努力，個人也是非常敬佩他，但在本地抗爭運動息微之時，到世界各地與外國政客交流和會面，其實很難令大國對港政策變得更為激進，短期內亦很難看到對中共政權的直接傷害。

就算是 19 年各地國會通過的一連串看似很有希望的法案，例如美國人權民主法，通過了，然後呢？的確是有針對打壓港人的官員作制裁，但跟住呢？政權及其政治聯盟似乎是絲毫無損，政治打壓有增無減。

香港人在 2019 年肯定國際戰線的原因是，香港本地抗爭白熱化，國際關注如同民主運動的助燃劑，英美等大國能夠透過香港作為一個戰場，與中方直接抗衡。但當本地運動低沉，原先留守在香港的人通通都去移民，再沒有人作本地抗爭去重新令香港兩字放上國際社會的政治議程，就算移民的人有周永康的知識水平、羅冠聰的國際人脈、張崑陽的游說技巧，沒有本地抗爭，國際戰線的助燃效用，其實是非常非常少，連振奮人心的作用也起不到。所以，移民作為抗爭策略的立論，其實是相當愚昧，先由本地抗爭做起，再由海外民主運動領袖輔助，才是正途。

比起外地，香港在後國安法時代所需的人力，是遠遠都還未夠。

你的下一代 抑或 香港的下一代？ 留守作為傳承香港的必要條件

其中一個在去留論爭中常見的關鍵詞就是「 下一代 」。究竟留下還是離開對下一代更好呢?這裡所指的下一代是移民者的下一代,抑或是整體香港人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要避免墮入所謂「 移民邏輯」，即是指,如果單純論教育、生活水平,那麼比香港優勝的地方絕對多不勝數,不過純粹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居,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作的移民決定,跟香港目前的情況扯不上關係。

最常聽到移民者的主張是，香港現推行國安教育，老師課堂上討論政治的空間越收越窄，而且內地生比例越來越多，擔心自己的下一代會受洗腦教育所牽連，所以希望為香港保留一點血脈，決定移民。

這種血脈論是非常荒謬的。原因是，即使離開，移民第二代香港人往往面對更大的身份認同上的糾結。

生於美國、英國、臺灣的第二代香港人，沒有切身在香港生活的經歷，而對香港的認知也只是從父母口中得知。更甚者是，他們在生活中根本不會用到廣東話。一般而言，身份傳承很難跨得過第三代。離開以後,下一代或許得到更好的外地教育和機會，但如果從文化和身份傳承上來看，必然是更加處於劣勢。當你出走以後,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缺乏身體性經驗，是很難有強烈的港人身份認同的。

離開與留下最根本的差異是與土地的連繫，而這種連繫才是保留港人血脈的重中之重。生活在深圳河以南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們每日看見的人、所有的生活經歷,構成認知和經驗中的「 香港」。即使有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可以拉近地理上的距離,人在海外仍然可以聽廣東歌,追看《 全民造星 》,不過下一代又如何呢?海外第二代的香港人,始終缺乏對香港「 身體性 」的

經歷,並一直浸淫在異地的生活當中。論生活，最簡單的例子是，就算他吃過咖喱魚蛋，他也不會明白與友人在旺角年宵掃街是怎樣的滋味，就算他看直播得知八號颱風襲港，他也不會感受到港人上班時全民皆兵的心情。這種地方生活經驗其實對一個人建立的身份認同有相當大的影響。

我想強調的是，香港作為「土地」，是港人的思想、情感、經歷的載體和投射，而我們身處不同的地方就註定被塑造成不同的身份。如果加上世代和傳承的維度，可以想像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的差異只會隨著時間逐漸擴大，即使香港人的身份和理念能過渡到第二代人，「 港人血脈 」到第三代亦會難以承傳。

但如果我們都留下來,以任何民間自救方式去抵制政權由上而下的各種壓迫——以教育為例，齊心協力做好民間教育,抗衡官方政治論述——只要人夠多，我們拯救的，將會是香港一整代的未來，我們保存的，將會是香港一整代人的血脈。

所謂「 移民是為了下一代 」，說穿了，就只不過是非常自私的、單純地為了你自己的下一代的做法而已。漠視了整個香港下一代，以及被壓迫者的未來。

受困的被壓迫者、土地與情感的拉扯 和 虛無的海外新香港

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曾提出所謂「 海外新香港」之說，如果按字面的意思解讀，即是在香港土地以外的地方，聚集香港新移民，建立一座新香港城。

然而，我認為海外新香港的建議是完全漠視了現今香港受壓迫者的境況，也忽略香港土地作為情感投射的過程。

首先，如果按照我第一個論點，齊上齊落應作為香港反抗者的共同政治約章，我們首先要認清一個現實是，如今香港有很多受到政治迫害的手足根本沒法離開香港。海外新香港漠視了香港基層面對的經濟壓迫，他們活在貧窮線之下，試問這些受到經濟壓迫的香港人有本錢移居至香港之外嗎？所謂海外新香港，其實也是非常「中產 」、離地的政治策略。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貿然在海外建立新香港城，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原因是，我們想要的最理想的民主香港，是與所有手足共同規劃的。若然這只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半人，建立出來的香港，那這個「 香港」其實是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苦難而產生連繫的香港人不能相聚並共同生活。這會為兩者帶來二次創傷，是因共同體的羈絆而帶來的痛苦。而且，新香港的建立，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位手足的參與，實在有違齊上齊落的政治誓言。試想像一下：一邊廂，香港新移民在建構一個新城市想像，另一邊廂，有成千上萬的手足在承受牢獄之苦。這是非常諷刺的。所謂海外新香港，只是在浪漫化移居者拋棄香港後尋求個人美好生活的自私行為。

其次，香港土地本身已經成為了所有香港人的情感投射。先不論我們無法將香港的全貌複製到海外新香港，其實我深信移居者離開香港之後，對香港的牽絆都會不斷在個人和香港間拉扯。你的肉體走了，但靈魂永遠停留在香港。所以，建構了一個海外新香港，新香港人就真的能如理想般自在地生活嗎？其實不是的。我們把自己對香港的各種情感，投射到香港這片土地的過程必然存在，所以上一代移居者才會出席這些海外集會。我們在香港這片土地共同經歷的抗爭運動、苦難記憶、生活方式，任何一個地方都取代不了。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海外新香港不是一個能讓我們可以心安的居住地，那我們建立新香港城又有何意義？所以，海外新香港之說是虛無的。香港人理想中的香港，必然是在深圳河以南，和各位手足共同想像和規劃的香港。

唯有重歸香港，才是海外港人真正的自由。

對抗恐懼而生的移民潮：國安法後如何自處

最後我想向一些，正在猶豫是否需要移民的香港人說：如上文所言，移民是違反政治道德的，也是相當不智的所謂抗爭策略。用抗爭策略來合理化移民，其實只是逃避、不敢直視打壓的藉口。

說到底，移民只是後國安法時代下面對白色恐怖的極致表現。因為恐懼和絕望，所以決定移民。但我想說的是，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過於恐慌，更要淡然面對一切的苦難。我們要自處的方式是，不要再把後國安法的抗爭模式，與 19 年運動的爆發相比，而是要把現在的處境和以往以及其他地域的模式作比較。

香港的民主路從來不是一條直路。2017 年、18 年，面對首次 DQ 和暴動檢控，我們曾見證公民社會如何墮落、死氣沉沉。當時有很多政治人物都主張要韜光養晦，不再高調參與政治，甚至淡出公共事務，但萬萬想不到，兩年過後，竟然會迎來一次震撼全球、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那既然反送中運動都能從這種低氣壓的政治環境中出現，為什麼會沒有下一次的全民運動發生的可能？

再者，以台灣為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情況其實是比 2021 年的香港嚴峻更多，民主運動的政治領袖除了面對終身監禁的刑期之外，運動的參與者亦被國民黨暗殺，而許多台灣人至今也仍未敢忘記林宅血案的悲劇。當時的台灣人是在做什麼？他們選擇留守在台灣，繼續在本地進行群眾動員，經歷百年追求民主的過程，然後終於在李登輝上台後迎來民主的台灣。台灣人做得到，為什麼香港人做不到？

我想指出的是，其實每一次的社會運動都是從較不起眼的抗爭力量中爆發出來，而爆發以及潛伏，都只是抗爭循環的一部分。關鍵在於，香港人對自己究竟有沒有信心？會妄自菲薄，還是砥礪前行？移民與否，其實是一場測試香港人面對高壓的政治環境是否還存有堅定抗爭意志的政治考驗。

要離開的，是壓迫香港人的當權者，並不是受到壓迫的香港人。就讓我們一起留守，拒絕移民，靜待香港重光來臨的一刻。

我始終深信，只要我們決定留守，不放棄在縫隙中負隅頑抗，以香港人的能耐，絕對能在黑暗中抓緊一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