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十年：《香港民族論》的演化與延伸——《如水》暨 HKDC 論壇側記
| 編按：本文為 2024 年 9 月 29 日《如水》與 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合辦之線上論壇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體或官網。 |
《香港民族論》在 2014 年出版，為當年「香港人」身分的討論加添一個新鮮又深刻的角度。十年過去，此書和「香港民族」、「本土派」等字眼在今日的香港已經成為禁忌，但種子始終播下了，這個概念可能早已在許多人心中發芽、成長。
時值《香港民族論》出版十週年，《如水》與 HKDC 合辦「本土十年：《香港民族論》的演化與延伸」線上論壇，從不同立場倡議者的角度，回顧過去並思考未來，共同探討「香港民族」的可能。
是次論壇由《如水》主編、前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委員張崑陽主持，並邀請 HKDC 董事會主席、《學苑》前總編梁繼平，《如水》編委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鄺頌晴，《如水》編委、《學苑》前副總編江旻諺擔任講者，《如水》編委兼 HKDC 社群研究員黃智斌任評論者。
| HKDC 董事會主席、《學苑》前總編梁繼平 我 1994 年出生，2014 年的時候我 20 歲，當時我編輯和撰寫了《香港民族論》。 講一點《香港民族論》的背景。我在高中時開始接觸社會、理解歷史，那個年代是 2008 年，正值北京奧運。中國入世貿後經濟起飛，2003 年開始有 CEPA，就是中港經貿合作，然後 2008 年是中國國際的聲望或發展的高峰，那個年代在香港的中國意識其實頗高漲，覺得中國崛起，或很憧憬經濟發展會帶來自由民主，或更好的人權狀況。所以那時候十幾歲的梁繼平，抱有很大的理想主義，覺得中國可能是個很強大的民族。這個可能是那個年代受教育的小朋友或中學生，其實都不會覺得出奇的共同意識，就是香港人是中國人，我們應該引以自豪。 然而，中國同時間發生很多不同事件，包括劉曉波被監禁後去世，那時候人權狀況開始倒退，所以，都開始會質疑究竟中國的民主發展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到 2012 年反國教，我準備入大學。其實反國教就是梁振英希望推行國民教育，想將中國的民族意識推廣到香港，是個民族建設工程，解決英殖遺留下來的問題。我記得那時大部分的泛民主派說，我們不介意被教育成中國人，但是我們那一套一定要有自由、公民價值和人權。我記得當時我很質疑，為甚麼我要被教育成中國人呢？為甚麼香港人不可以有自己的身分？那時我發覺其實我不是那麼想成為中國人。 |
梁繼平及後翻看香港立法會的歷史記錄，發現 2000 年曾有反對臺灣獨立的動議。那時候臺灣前總統陳水扁第一次當選，時任立法會議員曾鈺成提動議要反對臺灣獨立，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說，臺灣人民用民主方式選出領導人，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以來的第一次，是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用民主的方式實現政權的更變。支聯會創會主席司徒華則說臺灣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臺灣同胞跟香港人有血緣關係，大家都是中國人。
梁繼平點出當時主流泛民主派就是如此擁抱中華民族主義，不過他也提及當年和他立場最接近的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其主張香港人要有自決權，並希望臺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將來，即使是選擇獨立，香港人也要尊重；臺灣人讓全世界知道「華裔」可以有民主。使用「華裔」而非「中國人」是梁繼平認為劉慧卿思想上最進步的一環。
《香港民族論》的其中一個貢獻，就是首次在香港提出「國籍」與「族裔」的分野。梁繼平指美國或其他移民社會更容易理解該分野定義上的差別，以「Korean American」及「Vietnamese American」為例，「Korean」、「Vietnamese」都是指族裔，而「American」則說明國籍認同；而從前「中國人」就是香港人的文化身分，都是黃皮膚、黑頭髮，用筷子吃飯，也等同香港人的政治認同。
撰寫《香港民族論》其實是個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實驗。他坦言在編寫時都會質疑「究竟香港是否為一個民族？」；但他又會思考，為何人們沒有質疑「中華民族」的概念，為甚麼生在所謂「中國」的土地，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又有沒有看到在共產黨統治下，很多少數民族的身分被消磨了？所以，即使知道「香港民族」未成形，他們依然要寫，希望逼香港人思考這個議題。
| 《如水》編委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鄺頌晴 我當時屬於一個相當側翼的本土派，所以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名正言順的本土派。 我記得當時「身土不二」四個字常說，這是個佛教用語，「身」是行為，而「土」是身處的環境，這兩件事很難分開，因為兩者互為影響。在佛家的角度，你的「身」和「身處環境」的扣連，就是因果的狀態。我覺得這解釋到當時為甚麼會出現本土派。 當香港人或年輕一代，感受到他們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或很習以為常的空間或事情，突然受到壓迫，必定會生出反抗的心理或質疑的心態。2014 年有拆大台，因為有些人不覺得雙學或主流的意見正確，看不到當時用佔領或「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爭取到，所以就開始質疑這個常用手法，然後發現方法後面的假設全都是錯的，就是他們假設中國政府是可以溝通的，是會給你民主和雙普選的。 在 2012 年，我一向接受的教育是告訴我，我可以罵政府，可以反對廿三條，可以上街；但這時推國民教育，要我接受「共產黨是無私、進步的執政集團」，跟我們以前接受的教育完全相違背。就這樣在主流的泛民加上政府的壓迫堆疊下，變成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狀態。 為甚麼本土派會感受到壓迫，我覺得是因為歷史上，我們跟無論是中國人、臺灣人、西藏人、新疆人，都沒有共同的體驗，沒有那些共同體驗演化出來的文化和習慣。為甚麼我們當時覺得要「驅蝗」，或驅趕水貨客，那件事其實在中國人的語境來看很合理——「因為我買不到安全的產品，那就大規模去一些買到的地方去買」。但我們沒有買奶粉怕小朋友吃了會中毒、有絕症的經歷，當然不能理解為甚麼他們要下來買的。 當然有些人很同情他們，但這是很「左膠」，或是慷他人之慨的說法。在沒有共同的想像和經歷下，你很難要求包容或溫和的處理方法，因為那件事切身威脅到你的生存環境。這也是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現象。 |
鄺頌晴也認為，本土派的出現，是因為希望爭取港人的能動性（agency），實現自己選擇，而這是從殖民時期到今天，依然被剝奪的東西。
來自臺灣的江旻諺則認為，臺灣人看香港的民族主義發展，就像看香港人在走過去臺灣的路，但同時在看臺灣的未來。看到臺灣過去，是因為從香港看到臺灣過去的民族主義、本土認同和爭取民主自治興起的路徑；看到臺灣的未來，則是因為來自中國的壓迫愈來愈強，而香港首當其衝。所以他一直從這種跳躍的角度去看香港的變化。
| 《如水》編委、《學苑》前副總編江旻諺 我 2014 年在香港唸書，2015 年上莊做《學苑》的副總編輯，那時候《香港民族論》已經出版了一段時間。《香港民族論》的命題對我來說相當單純，就是強調香港跟中國的區隔，而且強調香港作為一個民族，有命運自決的權利。這裡的「香港民族」有一個重點，就是它會被設定一個邊界的條件，這個邊界是香港內部做社會正義，或任何社會改革、重分配體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條件。要去定義這個邊界，就提出了「公民民族主義」這個概念，那當然這個概念備受爭議的地方，就是要怎麼定義「公民民族主義」。 每次遇到這個爭議的時候，我就會自動跳回臺灣人的視角。因為我在 2017 年 3 月之前，我真的聽不懂廣東話，所以我即便是在雨傘運動現場，當時戴耀廷教授在台上宣布佔中啟動，但我其實根本搞不懂台上發生甚麼事，之後看新聞才知道原來是這樣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但不會廣東話的這個身分，某程度上也保護了我，在整個 2012 到 2018 年香港內部的劇烈言論戰，我基本上是絕緣於這些討論，這某程度上讓我可以隔一層濾鏡去看這件事。 |
江旻諺提到，起初理解香港事的時候覺得很迷茫，因為他一直不覺得這是左翼跟右翼的差別，所以他希望找到個更好的框架去理解。他曾在《學苑》一篇文章裡講到，他認為應該要用政治運動派別，和社會運動派別去區分。政治運動派別就是沒有在單一的社會運動議題上有很深入的論述，但是在討論香港前途時，會將社會議題扣回討論；而社會運動則會在很多個別議題裡呈現廣泛的香港本土關懷，會追求相對特定或單一的議題目標。
談到「香港民族」，他認為單是把這個概念命名出來，就已突破了禁忌區域。不過他亦坦言，把這概念提倡出來的人在某程度上是非常理想主義，後來就意識到其實要務實點。所以，《學苑》在 2016 年出版了《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江旻諺指當時希望做到本土派在參選、預備政綱時的政策準備。書中涵蓋很多香港不同面向的討論，包括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想展現掌握自主權的香港可以長成的樣子。
他現在回看，雖然明白寫出來的內容可能只是紙上談兵，但至少在幾十年後回望，可以某程度上用來檢視自己，是否還在創造香港獨立條件的路上前行。作為臺灣人，他能在這種心態中感到共鳴。他表示，臺灣一直在國際上被孤立，所以大家都明白要老老實實的做，在國際社會的場合上不斷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資源，才能往獨立的路前進。
| 《如水》編委兼 HKDC 社群研究員黃智斌 我覺得（本土主義）是大家回應同質化，當身分被吸收進一個大國的民族主義時的產物。我認罪，我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時，超級市場免費派貼紙，我寧願選「中國加油」，都不想選「香港加油」；當時「中國加油」一早已經被人搶了，一大疊「香港加油」沒有人要。很明顯感覺到（中華民族主義）在日常中存在，我相信所有的事是「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 在這個侵吞的問題上，有一位人類學家這樣說：「one man’s imagined community is another man’s political prison」， 一個人的想像共同體，可以是另一個人的政治牢獄。其實不只放在中國人身分，放在香港人上都適用。究竟民族主義，或本土香港人等等，有沒有人覺得在運動中沒有被代表，或覺得大台代表不了他？那會否在推這身分的過程裡，其實也邊緣化了某一堆聲音？那些聲音是甚麼呢？ |
黃智斌亦提出碎片化的問題。回看當時的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各自都會覺得對方絆倒自己，雙方會鬥得你死我活。他認為原因是兩者重視的目標不同，泛民主派與政權間的博弈是短期的，希望在一段短的年期後能有雙普選；本土派所重視的，是個長期的想像和過程。
張崑陽接着問講者，他們是否同意香港民族論是只破不立？另外，民族主義是否令香港民主運動碎片化？
梁繼平首先提到香港民族論述的瓶頸。他坦言當時沒有意識到香港戰後作為移民社會怎樣影響港人的身分認同，令香港民族概念難在香港植根。他指國家這個概念，通常用來作為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的最大公因數，希望居民放下其族群狹隘的利益或視野，不要互相攻勢，共建國家。然而，當時移民來港的人大多同質——來自中國，主要是漢人，多從基層起打拼，他們沒有很強烈的地區或種族意識，各人對所屬地區或階級的忠誠不會蓋過其香港人的身分，所以國家作為最大公因數這概念對港人而言不重要。
在其他社會，例如中國，他們要先統一民族，消滅地方之間的差異，把權力集中在中央，然後才有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所以人民就會覺得經濟成功源於有一個主權國家，因而重視國族身分。然而，香港的經濟和現代化發展先於民族和主權的建設，甚至在經濟發展時經歷主權移交，所以香港人不覺得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要處理主權和國族身分。
| HKDC 董事會主席、《學苑》前總編梁繼平 香港民族論可能是激化了某一些討論，但是我們怎樣由 2000 年，我剛剛說的司徒華和李柱銘的主流民主派的大中華意識，去到今天可以覺得那一套是完全不符合我們對民主自決的想像？我覺得要歸功於香港民族的討論，可以說是一種陣痛的討論。 所以你問我，本土派的論述是不是只破不立，我覺得貢獻是，這套話從來沒人提過，也還未是主流，所以你可以說是先破後立，我們打開了某些空間，容讓日後的討論去深化。但我不認同是只破不立，或是帶來碎片、分裂；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分裂，但是如果主流意識是大中華意識，我覺得即使冒住分裂的危險，我們都應該要很嚴厲地內部反省、批判。 |
鄺頌晴補充，英國殖民地政府在管治的前半時間，都著力把香港人的民族認同縮小，尤其在六七暴動之後，不希望港人有任何程度的國族認同。
有關近年的流散狀況，鄺頌晴提到離開香港後建立的身分認同，跟當年討論的本土身分認同不一樣。加上若港人在外地生兒育女，下一代的身分認同又會是另一個討論。她苦惱在未搞清楚原本的港人身分認同討論時，身邊的環境又已劇烈改變，要趕着回應。
| 《如水》編委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鄺頌晴 我覺得不是只破不立，因為我覺得所有的政治參與 ，其實都是 trial and error 的過程。我們當年見到泛民用的那套方法與「和理非非」不可行，我們就嘗試勇武，或利用選舉去達成一些目標。雖然我們沒有很系統性的思考，或用一個論述去包裝。 還有，去到這一刻都還有人討論香港民族，例如鄒家成在初選案中有討論到香港民族到底是甚麼，或者他理解的香港民族怎麼影響他的政治參與。在唐英傑案，他有專家作供，雖然沒有本土或民族主義的論述，但他有說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的詮釋，在當時的社會代表甚麼，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這八個字在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或本土思潮有很大的地位。此外，很多國安案件的證供都能見到關於香港民族的討論，這些可能是一些新的論述，是立了一些東西。有很多沒有組織的方法，去嘗試填補論述的空隙。 |
至於運動碎片化，鄺頌晴認為沒有壞處。一方面，她認為部分碎片化只是人和人之間的隔膜，或只是一種對對方缺乏理解的狀態，而這些是可以解決的。另一方面，她認為碎片化是必然的，因為一百個香港人，就會對香港有一百種不同的想像，只是大家的著眼點不同。
| 《如水》編委、《學苑》前副總編江旻諺 從一個臺灣人的角度，香港社會運動內部的所有爭議，其實對外人來說都不重要，不會有一個外人有這麼多閒暇和力氣去理解香港運動內部發生甚麼事。香港本土主義的出現，從臺灣的國家利益出發看，其實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即便中國如果有一天民主化了，但大中華主義還是這麼強勁的話，也是可能侵略臺灣的。對於臺灣的利益而言，在中國目前統治的範圍之內，出現愈多要求自主的聲音，出現愈多批判中國民族主義的聲音，對於臺灣就愈安全。所以在這個利益基礎上，香港的本土主義的發展，香港人追求自決、獨立，臺灣人是應該要支持的。 |
不過，如果從一個臺灣人參與香港政治的角度去看，江旻諺就着「只破不立」的部分，就有些建議。他認為香港民族論述有說得更清晰和詳細的空間，例如可以討論香港民族主義的結盟對象。他闡述，香港人從日常工作中感受到壓迫，而這個壓迫是傾向經濟或產業方面的，所以可以討論跟他們作為香港人被壓迫，中間的關係是甚麼。他提到以前讀過一個民調，結果顯示本土派的年輕支持者，對於香港不公義的經濟制度是更加批判的，他認為這些人可能就是香港本土派的結盟對象。
他認為也可討論更多有關移民的面向。他解釋，當年每人都帶着自己的文化、語言來到香港，有說潮州話的，有講客家話的，如果香港獨立建國，在人口登記裡，可以提供怎樣的選項，讓他們去選自己的種族身分？也要處理的是，他們的家鄉可能就是中國其中一個地方，他們對自己家鄉有認同感的話，要如何連結他去跟香港民族一同反抗中國壓迫？
黃智斌回應有關碎片化的問題，他提到對一些人而言，本土派造成的割裂其實源自傳媒的形塑（media framing）。傳媒如何報道，很影響大眾對於事情的看法，所以當傳媒不報道本土派努力建立連繫，就會造成引致分裂的感覺。另外，選舉也是令大家感受到派別間分裂的原因，因為不同民主派別要競爭的選票非常重疊。
他也提到聽過其中一個對本土派的批評，指本土派將中國人、親建制的香港人，以及所有相關的群體，都稱之為「左膠」，然後排斥，所以就會有人認為沒法加入本土派，因為本土派不容許他們的聲音存在，形成進一步的割裂。黃智斌亦認為西方的左、右翼框架不能描述到香港人的想法，如果強加標籤，其實對今日建立流散族群的多元和論述也不利。
| HKDC 董事會主席、《學苑》前總編梁繼平 我想說說階級的問題，精英與基層的分野。我在公屋長大，讀公屋學校，沒有讀過名校，大學的時候就入了港大讀法律系，然後去美國讀博士。某程度上，我既是在基層出身，現在在所謂英語主流白人社會嘗試為香港講說話，很多人覺得我是精英，或者七一那天衝進去立法會的我是社會精英。 當時本土派或勇武派，很多支持者都是基層，在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裡，收入背景和國族意識其實是環環相扣的，很多時候基層的國族意識會比上流精英強。在香港看到機會成本的分別，誰會去拋磚？不是一些很有資歷背景的人，當然一定有特例。基層參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或修辭行為是很不同的，他們沒有很強的學術訓練去理解哲學倫理，或是文化研究的論述，所以他們參與政治時，就會被認為是局外人。這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那甚麼是精英？定義就是流動性大，因為他擁有的社會資本高，可以在外國生存。如果香港是一個國家的話，張崑陽其實就是本地政治精英，他可能已經是資深的立法會議員，工作了五年、十年。如果有自己的國家和體制，爬到上精英位置，好處是不需要顧自己專業以外的東西，可以全心貢獻自己的社會。但是當我們要玩別人的體制，我們的社會資本不可以帶過來，或者至少不是一兌一 ，可能是一兌 0.001。 我們要在白人主導的英語世界體制下贏，要首先服務美國和英國的利益。當我們生存到，做到當地精英，再用自己額外的精力、時間去投入香港的事務，其實非常難、非常嚴苛。很多人以為我們的香港背景幫助到我們的學術，但其實是個負擔。在美國這高度專業化、高度競爭、高度精英的體制裡，任何不是花在專業裡的精力，都是負擔。 |
不過，梁繼平回望香港現在的精英制度，要向上流動，就要站邊，就如 2024 巴黎奧運女子重劍金牌得主江旻憓。他希望大家反思，在現今空間收窄的環境下，接受到哪種程度的表忠？他們又是否香港民族的一分子？
梁繼平覺得香港人很厲害，英文很好，所以很多人都急於融入白人社會的精英體制，甚至因而放下自己的背景。他反思，這種流動性對香港人而言是祝福還是詛咒？好處是香港人可以用英文在異國講自己的故事，但壞處是不會像美國原住民般，至今依然堅守自己的語言和宗教習俗，這對於族群日後在外地的延伸與再製（reproduction）是個挑戰。
鄺頌晴回應外國對香港情況的研判，她從自己的工作中，看到外國的議員和政客明顯更重視臺灣人的想法，因為臺灣現時處於國際博弈的前線。然而，對他們而言，香港已是個失去了的地土，已經付出了的成本，可以做的只是減慢其衰退或死亡，所以他們未必會重視香港人的想法。
| 《如水》編委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員鄺頌晴 我也認同左、右那個光譜回應不到香港的需求。我記得有一次，好像在柏林，有位當地的行動者問我到底是左還是右，我當了機，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左、右的框架思考過自己。我是來了英國之後，才知道自己是中間偏右，但在社會議題上我很左。不過我在英國投票的時候，也當了機，我完全理解不到即是要投甚麼，因為英國所謂的左、右，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左、很右，細看他們的政策，發現保守黨不是很右，工黨又不是很左。我覺得將這個外國的觀點帶來香港的討論很不公平，香港左是指親中，但同一時間他們又違背了左翼的自由思想。 工作的時候，我會注意到其實我並非每次都是以香港利益先行，因為很多時都要先服務當地的政治形態，即使有些議題是關於香港，但只能先臣服於政黨或政團的利益。如果我在外地參選，到底我服務的是香港人，還是我的選民？如果我的選民九成都不是香港人，那我應該怎樣定位自己？我是否只在外交議題上才代表香港人？我覺得這是想在外國從政的人需要考慮的東西。假設我的選民希望有孔子學院，他們全部都很想學中文，那我作為香港人應該如何自處 ？ |
江旻諺以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回應，他指在臺獨運動的歷史上，從沒有像現在般有這麼多的國際關注，而原因只有兩個，一是臺海戰爭發生的機會提高，二是臺灣生產全球七成的先進半導體。
不過他指臺灣的流亡人士在國際上其實面對不少困難。過去的美國政府跟蔣介石政府結盟；日本的話，左翼相對親中，所以不會跟臺灣流亡人士見面，而右翼會促成會面的原因，就因為可以籍着和臺灣人合作，達成日本修正主義的歷史觀點。他提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曾提出「尼采式的康德主義」，即臺灣要在不被人承認的狀態下，重新努力證明自己，而且要在完全不熟悉的環境下從頭累積，慢慢成為當地人，服務當地人的需求。雖然不容易，亦有虛假的感覺，但臺灣人要跟從這套規則、玩這個遊戲，才有辦法存活。
江旻諺認為，臺灣的流亡歷史對香港而言有相當的參照價值。他最後亦感嘆：「我自己個人其實沒有這麼覺得香港一定會完全沒有期望，這當然聽起來有點像是個信仰，而不是科學的分析，但是我真的沒有覺得中國這麼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