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十年：時代的傳承與重塑——《如水》暨 HKDC 論壇側記 - 阿聲

編按：本文為 2024 年 9 月 28 日《如水》與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合辦之線上論壇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體或官網。

雨傘運動十年了，香港翻天覆雨的變化，若不是真的走過一遭，實在難以想像。站在 2024 年的時間線上，回顧作為香港民主運動里程碑的雨傘運動，也許能為眼下看似無光的現況，提供全球手足們前進的養分。

過去在香港的社會運動者們，如今可能在世界各地以流亡倡議者的角色，持續為香港發聲。因此，《如水》與 HKDC 合辦「傘運十年：時代的傳承與重塑」線上論壇，從不同角度、時間線、地理空間等，回顧過去並思考未來，共同探討香港抗爭的意義與前景。

是次論壇由《如水》編委兼 HKDC 社群研究員黃智斌 Kennedy Wong 主持，並邀請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前灣仔區議員張嘉莉 Clara Cheung，HKDC 董事、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Alex Chow，Kongtinue 項目統籌、前香港眾志常委何嘉柔，《光傳媒》總編輯、前蘋果港聞專題組記者梁嘉麗 Shirley Leung，和 Freiheit für Hongkong 執行委員會主席、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 Ray Wong 擔任講者。

2014 年時，Clara 住在旺角佔領區附近，所以常在那流連，那時她也會拍下現場情況，並發布在和朋友共同的講藝術 YouTube 平台，希望讓更多不在現場的人關注。

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前灣仔區議員張嘉莉 Clara Cheung
有一件深刻的事，是在旺角、十月初的時候，我認為那時就像文革被批鬥的畫面。我沒有證據，但是據我當時的觀察、理解，就是一大批黑社會過來拆大家的物資站，有一班人會罵幫手執拾的人；很多人圍觀，有上千人堆在旺角的十字路口，天橋全部圍了人，但是沒有人敢出聲。那個畫面震撼在於，我從沒想過在香港會經歷這些事情。但是之後回想，其實我們未有一個很多人的共識去一起思考如何行動，這個我想也是 2014 年雨傘運動我們還沒解決到的問題。
另外，無論是在金鐘、銅鑼灣、旺角，很多人會圍着討論，原來我們可以跟很多路人一起討論政治議題，我想這是個很可貴的畫面。

身為藝術家的 Clara，也談到雨傘運動對藝文界的影響。她說，2014 年以後，看到更多將藝術創作與香港本土議題扣連的項目，或者是直接做社區藝術；不過，對於改變文化界功能界別議席的期待，至今仍未成功。

HKDC 董事、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Alex Chow
十年前大概這個時候，最印象深刻的是，前幾日在公民廣場，大家被人圍住時，人們在想要留還是走，警方就說其實半夜三更可以走；被人困在裡面時，在公民廣場旁邊，警方已經開了胡椒噴霧，我記得那些留守的佔領人士跟警方開始對峙。還有去到清晨，有些人離開了廣場，當中可能有些人是未滿 18 歲，或比較年輕的，法律成本不同。
另外也有些很小的事情，但就很深刻。當佔領了相當時間，人們要去廁所，但警方不讓他們去。那時候可能還容許，我印象中有些在圍欄外的佔領人士遞來膠兜，讓佔領區內的人可以去廁所。警方當時還可以做這些事情，相信今天他們絕對會虐待你，不讓你去洗手間。
回想十年前，可能有些完整點的故事和敘述，但同一時間我也會想起很多支離破碎的事情。

因着 Alex 當年學生領袖的身分，他在雨傘運動十週年前的一段時間，陸續收到許多記者邀約採訪，每當看到來自香港媒體的邀約，他都很驚訝。Alex 説，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就少了很多訪問邀請；再者，他覺得大家更要記住 2019 年發生的事，而且現在還有很多事情天天發生，所以覺得雨傘運動沒那麼重要了。

Alex 認為，相比十年前，現在記者從採訪到下筆寫他的故事，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甚至有記者提出訪問時，就講其實我們不可以報道太多你的思考、感受，和你正在做甚麼，我們只可以做一些 Fact Checking」。這讓他相當震撼，也有感眼下的局勢逼得媒體發展出一套新的「邏輯」。

而抗爭的成本也隨着時間流逝不斷增加，Alex 指出，十年前不管是佔中還是傘運，大家的確會有「可能被捕」的心理準備，但無論是法律界人士、倡議者，還是參與者，都有志一同地認為「非法集結」可能被判社會服務令，但判監的可能性很小。

然而，現時的香港，「非法集結」的判刑都是監禁，且時間長度以「月」甚至「年」計。他感嘆，現在參與一些以往可能是被容許的行動，例如示威、發言、喊口號等，都有可能被判監；唐英傑就被判囚九年，這是以往無法想像的事。

不管抗爭者採取甚麼策略，北京現在都不願意讓步，港府也用更極端的方法鎮壓，拘捕並判重刑、警方或黑社會騷擾、暴力襲擊示威者，甚至驅趕人走或凍結戶口等，窮極一切方法，就是要異見人士付出高昂代價。Alex 認為，來自政權的壓力不斷襲來，最終可能引致一群又一群的香港人身心崩潰；而當群體無法承載個體所面臨的政治壓力，另一種代價也隨之而來。

Alex 特別關注情感方面的代價，當對抗方法用盡，北京及港府卻還是寸步不退，甚至步步進逼，在群體層面，對於承載不同階層之人的情感需求上，哪方面可能有制度上的局限？文化上又有何挑戰？他認為，值得探討和發掘運動內部可創新之處，例如革新政治溝通與傳訊方式。過去十年，情感政治是個主宰運動浮沉的元素，而近年大家受到很多創傷，就更要向內觀察自己的身心靈狀況；如果做不到情緒自主，就難以完成其他事情，因無法與他人溝通，就會出現很多衝突，所以情緒其實是民主既基本又關鍵的要素。

Kongtinue 項目統籌、前香港眾志常委何嘉柔
我那年中三升中四，928 那一晚我不在現場，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說，我還覺得自己是個很年少的人。我會看電視關心發生甚麼事，但是我還未準備好走進現場。但之後就因為那一晚發生的事，令我意識到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紀，或者只是大我一點的人，他們就在現場面對很大的恐懼。雖然我覺得自己未準備好，但我很想找個方式去參與。所以在 929，我第一次罷課，然後在罷課後買物資過去。
那時候有很多大人跟我說：「你還小，其實你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你不應該出去」。但那時候的我很「硬頸」，經常跟他們吵架，「如果現在我作為學生，我在甚麼包袱都沒有的時候不出去，更何況是你們？」這個信念一直支撐着我，我經常和自己說：「我還很年輕，我應該要現在出去，因為我未有任何東西可以破壞或犧牲」。現在回想，當然不知不覺有很多犧牲了的東西，例如我可能不能回家，有很多以往想在自己人生建立的東西，都沒辦法建構，甚至有很多的青春都放在社運裡。
近來我有朋友做研究，跟我做了個訪問。他一開始不知道我參與過學民，都不知道我在 2014 年已經有參與。當他知道了之後，他就問我，為甚麼你在經歷 2014 年之後，還可以參與那麼多？然後他就問我，覺得雨傘是成功還是失敗。我那時很錯愕，因為我沒想過那是個失敗。
如果說 2019 年是失敗，我覺得會更容易理解，因為犧牲很大。但原來 2014 年對於很多人來說已經是個失敗，於我而言是很錯愕的，因為 2014 年對我來說，那時我只是「初哥」，還是很年輕，那只是個開始。那時我突然發現我是個香港人，原來我能夠參與香港的制度改變和民主運動，原來我有身分在其中。
所以我回看 2014 年，我的答案跟我看 2019 年是一樣的，就是雖然我們犧牲了很多，但我們永遠只是個開始，因為我們會一代延續一代。

何嘉柔現時在移英港人組織 Kongtinue 做青年相關的工作，她提到服務的青年在 2014 年只有七歲、九歲，但他們現在都很願意在英國投身香港的社會運動。近年看着當年的社運前輩黃之鋒等被逼停下來，她開始反思要如何把當時學到的東西傳遞給下一代，所以她現時多做些青年傳承的工作，希望可以在香港艱難的環境外，在其他地方把燈火傳承予下一代，讓他們認識香港社運的脈絡。

《光傳媒》總編輯、前蘋果港聞專題組記者梁嘉麗 Shirley Leung
那時候我在比較親建制的報紙工作，公司一早就跟我們說不可以報道有關佔中的故事，我們很乖，沒有做，當時已經有很多自我審查的情況出現。然後到 928，公司都有少少後退，讓我們做，但我們做的方式，就是走去佔領區找故事。擦邊球要怎樣做呢？就是做廣場上的人們，又或者廣場上的藝術，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做了幾個這樣的專題。
2014 年後公司賺了很多錢，有很多廣告，因為親中，所以我們是能派花紅的；以我所知，蘋果日報就沒有廣告了。而我們一些專欄，例如何韻詩，或一些在佔領區出現過，或支持民主的人的專欄，就停掉了。
第二個觀察是在 9 月 27 日，公司不讓我們出去採訪，我放工時就自己走過去，凌晨看着戴教授在台上叫「佔領中環，正式啟動」。那夜我很深印象在「煲底」看到長毛跪下來叫大家不要走，我想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代的不同，學生領袖跟佔中三子、傳統民主派的分歧。我身邊有些比較年輕的人叫我走，說他們不是佔中的，而那夜有很多人走如潮水般離開。
第三個觀察是十月有一天，我去旺角想做報道，看到黑社會拆東西、打人，他們將示威者一直推後，我們就一直拿着自拍棍和相機拍着他們。之後我被來拆場的人打，他們打掉了我的電話，然後我要去醫院驗傷，這是我第一次作為記者被人打。2019 年就更加不用說了。這件事令我體會到原來社會運動的另外一面是這樣動員的，而動員其實是來做些這樣的事情。
另外我最深印象的，是十二月初夏慤道清場，那時候很多救護員在添馬公園駐站。警察由夏慤道一直清場走上來，那次是我第一次見到速龍，他們一直打上添馬公園，我心想他們都是想推人離開而已，但我沒想過他們會打救護員，叫他們走，很兇。打到凌晨，警察就站在政總那條橋上面恥笑示威者，我覺得這分恥辱對於示威者來說，是會記住的。很多人都會記得那條橫幅「WE WILL BE BACK」，那一種痛或不甘心，其實一直存在。

Shirley 分享自己在 2019 年做的訪問，當問到年輕的示威者為甚麼會參加民主運動，他們的政治啟蒙是甚麼，有很多人都回答說是雨傘運動，也有人表示自己在雨傘時有到佔領區的自修室，去聽不同教授主講的講學。Shirley 認為雨傘是個難得的機會讓如此「星級」的教授在街上講學，所以對於青年而言，是個真正的啟蒙。她認為，雖然很多人界定雨傘失敗，但其實它埋下了很重要的種子，也留了一條至今都未解決的尾巴。

Kennedy 回應指自己在做香港移民的訪問時，發現雨傘對於海外港人而言都是個很大的啟蒙，很多人之前一直都不關心香港情況，但就因為雨傘運動而突然關心香港，甚至因此返回香港。

Freiheit für Hongkong 執行委員會主席、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 Ray Wong
928 之前，我也會參與示威，但不是很投入。當時對於生命的計畫，就是儲錢然後做背包客，沒想過搞政治、政黨、參選等等，而改變點就是 928。
我當時在夏慤道，出了催淚彈之後，警察有短時間舉起警告旗、拿着真槍。我很記得當時看到一位中年叔叔，他站在警察的槍前舉起手說：「你不要開槍，你要射就射我」。那一刻很震撼，我當時沒有立刻處理這個經驗，但當佔領運動靜下來，我開始回想究竟我那天在看甚麼、經歷甚麼呢？
原來有人願意為香港犧牲自己生命，之前是沒有想過的，當大家都覺得因為民主運動而被捕已經很大件事，然後看到有人居然願意為這個地方奉獻生命，我就問自己，我願不願意為這個我稱為家的地方去奉獻生命？我問完自己，答案就自然彈出來，就是我願意，這件事情是我認為值得做的。這個經歷其實改變了我整個對人生的計畫。

雨傘運動也影響到 Ray 對要如何組織社運的看法。他回憶在 928 當天，在催淚彈射出後，無人知道要怎樣做。然而，當學聯這個當時的其中一個大台，出帖文叫大家撤退，依然有批人不願離開，仍然嘗試堅守龍和道、夏慤道，有些人就四散，去旺角、尖沙咀、銅鑼灣，這樣才有之後的佔領運動出現。Ray 指至少在運動最初期，大家都覺得所謂大台在佔領運動上未必有主導角色。

Freiheit für Hongkong 執行委員會主席、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 Ray Wong
應該是在 9 月 29 日下午，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不如大家去收集物資，然後捐給組織者。當時家裡有車，所以我就開車四處去拿物資。當時我以為大台回來了，或者起碼組織者回來了，但是原來 9 月 29 至 10 月 2、3 日，這段時間是真空期，沒有大台，沒有任何組織者去做協調。我停了車在中環 LV 外，然後嘗試放下物資找人接收，當時在想會不會已經有系統出現，但其實沒有。所以我好像將物資搬去皇后像廣場，然後不知為何我就變成了那個地方的物資站主管。
其實行動是很自發的，沒人叫大家這樣做，但因為大家看到我有一堆物資，所以就變成了物資站。既然已經有物資站，好像有責任看管，然後人們就自己走過來幫忙，呼籲大家拿些保鮮紙包着自己。當時也有很多傳言，例如那邊會清場，那邊有警察在動，所以大家長期都很緊張。而當時就已經有自發的網絡，大家會去做跑腿傳遞這些訊息，去叫人包保鮮紙。這樣過了幾天，這個自發的網絡愈來愈大，去到我記得應該是 30 日，有人捐對講機，然後不同地方的物資站已經組成了個網絡，會利用對講機說這邊需要甚麼，那邊需要甚麼，然後大家自發地互補不足。直至 10 月 2、3 日，大台回來了，大家就將物資站交回幫大台做事的人。我當時心想，有大台回來其實都是好事，大家終於不用再手足無措。
但是後來，我發覺之前那幾天自發的網絡是更有機、更靈活的。應該是在十月初，警察透過龍和道搬物資進政總，那天我在夏慤道，看到愈來愈多警車在龍和道，所以就呼籲大家一起過去看着、封着。當時有糾察在場，其中一位糾察就過來跟我說我不可以這樣做，要先跟大台說。那我就跟那個糾察說那邊有些動靜，我想我們可能要作出應對。之後他就說會去跟大家說一聲，如果要呼籲大家去，他們到時會呼籲。然後我就自己走去龍和道。隔了半小時，大台沒有任何行動，但警察就真的開始搬催淚彈進去，到那一刻長毛才來，但他只指着警察來「小」。在場一些參與者提議要逼過去，封住搬運的路，但是毛哥說不好，不想有任何衝突發生。他一邊在「小」警察搬東西，另一邊就叫我們不要妨礙他們。那一刻我真的明白，當時大家「小」很多泛民只是「得個樣」、「做戲」，不是真的要令佔領運動成功。
還有件事真的可以說是最後一根稻草，令我對大台失望。旺角的十字路口是個民主廣場，任何人都可以去講話，我第一次去那裡時，我看到大波 man 在說話，當時他說自己是綠絲帶。一個這樣的人都可以在民主廣場說話，即使他在說廢話，大家都會給他空間。隔了幾天，我去到金鐘的大台，那裡黃昏時也會有幾個小時開放給大家排隊上去說話，最有印象的，是當時有些人想呼籲大家可能要思考行動是否要升級，要思考是否需要糾察，但當時大台的人會把咪熄細聲，甚至去到後期要檢查他們身分證。

Ray 回看這些經驗，覺得因為當時大家很怕共產黨滲透，而恐懼就令到大家有這種控制異己、多疑的行為。這些事情就令他有不要大台、民主運動都需要民主等的想法。

雨傘運動也令 Clara 觀察到公共藝術的另一種可能。她提到有很多香港藝術家都很關注公共空間和公共藝術，希望在公共空間做藝術創作，但因為香港可用空間不多，只能在地產商和大企業外的罅隙盡量發揮。然而在 2014 年，她就發現只要大家有空間、有機會，不少人其實很踴躍地去創作，成就藝術家夢寐以求的香港公共藝術。然而在佔領運動的七十九天過後，大家都只能退回原地。

有關雨傘是成是敗的討論，Clara 說自己在夏慤道清場後，梁振英公布施政報告時，做了一場行為藝術，向自己擲了一千隻雞蛋，想借此向下一代說一聲對不起，因為當時她真的覺得雨傘輸了，沒有爭取到真普選。雖然如此，但她堅持繼續走下去，把雨傘的精神延續到今天。

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前灣仔區議員張嘉莉 Clara Cheung
雖然現在身處英國，但還在思考除了將香港人身分宣揚、展示出來，還可不可以扣連我們現在身處的錫菲這個城市。最近在做一個項目——夏慤道，比較錫菲和香港夏慤道的社區組織歷史，用另一個角度去和英國本地人說，一來我會欣賞和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就是透過用他們的語言和角度，或「超本地化」（hyperlocal），和香港有連結。
我發覺本地人都受落，因為真正跟他有關係，而這些關係他也沒想像過。但當然被大英帝國統治過的我們都知道，這些帝國的連結是很厲害的。其他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都可以思考這個可能是解殖的角度，去思考怎樣去論述香港人身分。這可能是在現在全球的學術界、文化界都熱切去討論的話題，而我覺得香港人，正正是英國帝國最後一個最輝煌的殖民地，我們是絕對有這個能力去幫手言說這件事。

除此以外，Clara 也提到大家在不同地區都能發揮多一點想像力，去思考怎樣在自己可及的範圍內提出多些公民的問題。她表示，很多時候在民主運動裡欠缺短期目標，令大家目前都不知所措；不過，可以透過觀察身處城市的中國製造海康威視閉路電視數量，向當地市議會提公眾提問，並要求市政府取替這些閉路電視。Clara 有朋友在錫菲嘗試這樣做，得到市政府的正面回應。她希望讓大家知道，在每一個地方，總會有些辦法去追擊敵人。

HKDC 董事、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Alex Chow
自去年，我幫戰後香港的民間社會發展去做歷史整理，所以我訪問了很多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人，聽他們當時的政治參與。以往有很多媒體存在時，他們會做八十年代民主回歸的專題訪問，但現在沒有傳媒幫助，少了些人為公共空間提供以往的故事。然而透過這些故事，可以對香港或對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我覺得有危機，因為這些連繫香港人群體的故事慢慢消散，大家沒辦法共享歷史的敘述，究竟香港人從哪裡來？走到哪裡？經歷過甚麼？

Alex 也回應 Ray 在雨傘時碰到的不愉快事件，因為訪談讓他更深入理解香港歷史，也得以重新思考大台、糾察文化等的形成因素。他說，八、九十年代政治組織剛萌芽時，就着防滲透、民主參與及組織與群眾間的關係等的想法，對往後雨傘核心成員的處事方式和政治理解有着深遠的影響。

Alex 指，現在若要在運動中加入更多民主參與的元素，也要尊重有些人真的很害怕被滲透，必須思考如何處理他們的恐懼，重視每個人的情緒需求。以美國的王書君案為例，王書君是資深中國海外民運人士，近期卻被控為中國蒐集情報，跟蹤海外香港民運的參與者等。Alex 透過該案盼大家一起思考防滲透的限制，不過他也坦言，這個課題對於現在的香港人未必重要，更常遇到的情況是為了避險而避開政治活動。

何嘉柔也提到在英港人面對很大的「白色恐佈」，很多人會因為有家人在港、自己要回香港等原因，而害怕參與香港民主運動，不論是集會遊行還是捐錢等。她認為大家要思考自己可以做到甚麼、實際風險和情緒上的底線，找到自己的身位參與。

何嘉柔則是到英國後，才察覺可能回不去香港，讓她產生很大的內疚感，因為很多朋友還在香港坐牢、沒有自由，她也很難再跟家人見面；她今年參加細黃伯喪禮後，發覺其實很多人已經沒法等到香港光復的那一天，所以她也就更常思考要如何加快那日的來臨，因為這不單是講民主或自由，而是很多人的基本權利——回家。

Kongtinue 項目統籌、前香港眾志常委何嘉柔
我自己本身不是選擇做青年工作的，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是青年，還沒到可以栽培下一代的階段。但慢慢發現可以做類似工作的人愈來愈少，所以當沒人做的時候，就需要有人補位。
我們做了很多小朋友和青年的工作，去和他們探索自己香港人的身分。其實來到英國的小朋友都是很厲害的，因為他們對於香港的歷史或民主運動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例如冷知識上，為何以前香港「差人」叫「差人」，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回答是因為香港的警察很差劣。其實來到英國，或者在異地的小朋友，他們有更多自由去探索香港的歷史，尤其相比還在香港的小朋友，但我要怎樣將他見到的這些東西連結自己的身分，而非逼迫下一代一定要去繼承我們的志願，這就是我們現在在英國學習做的事情。
我們接觸很多小朋友和青年，很多時候他們意識得到香港發生甚麼事時，家人就已經帶了他們到異地，其實他們很想參與，但他們沒有辦法，也沒辦法消解自己的情緒。所以這個是我未來很想繼續做的工作，就是怎樣盛載大家的情緒、信念，連結彼此，然後繼續一起走下去。

Shirley 作為新聞工作者，就分享了她在行業中有關「白色恐佈」的觀察。她指出，2014 年時部分媒體會自我審查，但整體還是在百花齊放的狀態；但 2019 年時就感覺到「歸邊」情況嚴重了，不過也未至於影響專業；2024 年集體「白色恐佈」的情況出現，大家有很多事情不敢做，但原因並非政權講明不可以做，而是老闆說不想收到政府電話。「白色恐怖」的情況甚至影響新聞運作原有的邏輯，她說，當時即使取得重大頭條新聞，都要等親中媒體先刊出才夠膽跟着出。

《光傳媒》總編輯、前蘋果港聞專題組記者梁嘉麗 Shirley Leung
談到離散媒體，我相信做媒體的人都想秉持專業，但在香港原本是合法的事，突然之間這兩、三年跟你說，你那個做了一百年的專業是違法的，你以前一直做的方法是違法的，那麼如果想秉持專業，就唯有走到海外。
當然，一方面你好像在做些事情，但另一方面其實很多事都做不到，因為你不在地、不在香港，整個工具箱完全不同，要從頭到尾拿捏過。我想在座的人都一樣，無論是做學術、藝術，還是做區、做社會運動。所以我覺得一直都會是個嘗試，是個不斷尋找的狀態，不知道前路是怎樣，或者究竟我這樣做對不對、做不做到。
當我想做訪問，事前要做資料搜集，我在 Google 打雨傘運動，或者另一些關鍵詞，或者一些人名，佔中三子那些，在公海、在 Google 上找不到，只能找到佔中三醜，找到黑暴，找到暴亂，但很難找到佔領運動或雨傘運動。我關注的事就是如果在歷史裡，傳媒作為其中的貢獻者，當下一代想知道究竟 2019 年發生過甚麼事，但原來沒有資料，沒有傳媒寫，對於我來說會是件很傷痛的事情。就如六四沒有死過人，最終可能就會變成這樣。所以我希望用我的工具，做可以在外面做到的事。

Ray 很認同 Alex 有關 2014 年的泛民很受八、九十年代的民運影響這點，他認為，既有模式缺乏自我改正機制，例如自 2010 年起的本土運動，社會出現新的聲音，不過這些本土聲音某程度上被邊緣化，這種內含中港矛盾的情緒沒法宣洩，不斷被壓迫。這些情緒到 2014 年就大爆發，否定過往路線，包括身分認同等。他指出，某程度上這就是為何本民前或本土派在往後能得到那麼多支持的原因，因為本土派嘗試用較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大家被壓抑的情感。

有人說現時香港的民主運動已死，但 Ray 套用大家看雨傘運動的角度去看，其實並沒有死去，只是進入了新的階段，埋下了新的種子。他認為現在的民主運動變成在海外建立流散族群，整合流散族群的力量，在外面繼續為香港推動民主，以及建立自主性。

Freiheit für Hongkong 執行委員會主席、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 Ray Wong
現在我就是在建立流散族群運動，因為我在德國、在歐洲，所以就專注在這裡搞組織，而這個組織確保有民主的機制，每個人和新參與者都可以表達他們的聲音，可以參與決策過程。當然會有滲透的問題，但是要砌到一個機制去確保大家的權力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有空間去討論，然後去做一個共同的決定，共同去實踐，希望未來全球都有類似的平台，讓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聚在一起討論和做決定。

Kennedy 回應指，其實在民主運動中，有很多聲音都被忽視，例如低下階層、其他種族的聲音等，所以在重新想像香港人身分的過程裡，實在需要有這方面的反思。他在論壇的最後，寄語大家在生活裡面延伸今天的思考，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