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香港人如何開展「書寫創傷」這重大工程

創傷後壓力症／創傷後遺症（PTSD）這名詞是當今香港人耳熟能詳的。近年，多份研究香港人精神狀況的報告都指出，2019 年反送中運動令不少香港人有這壓力症狀，遠比 2014 年佔中運動時多出六倍。至 2019 年年底，將近三分一的香港人有創傷後遺症。 ¹

跟據英國港僑協會於 2022 年發報的調查，雖然有不少香港人在離港後，心理健康有所改善，但仍約有四分一受訪的在英離散港人，因為 2019 年社運和《港區國安法》，而繼續有創傷後壓力症的臨床症狀。 ²

當下香港族群所面對的，並非個人個別的心理創傷，而是社會創傷。更甚者，在大規模的政治打壓和跨境鎮壓下，香港人嚴重欠缺在公共領域一起疏理和書寫這些創傷的空間。當然，在境外的，還是有較多言論自由去作疏理，但以甚麼策略去書寫，才可超越只是把創傷的記憶不斷重複呈現？筆者嘗試歸納一些從有關創傷書寫和創傷記憶的文獻得到的啟發，提出香港人在當下書寫創傷時可一起思考的方向。

「創傷（trauma）」的英文詞源，來自希臘文，原指身體的傷口，而用於精神分析學中，則指心靈的受傷。³ 當仔細拆解「創傷」一詞，不難發現「創」可指涉運用利器予以開始，亦常被演繹為創作、創造、首創，這不禁令筆者聯想，「創傷」除了指傷口是由利器割開引致，傷口的開口可能就是開創甚麼的起始，又或者凡是要開創甚麼，都必須經歷一定的苦難。 

創與傷，傷與創的微妙關係，其實亦體現於人文學科的創傷研究。

精神分析詮釋學的學者常深入研究各類創傷後的書寫，包括以文字書寫之見證記錄、文學作品，及以視覺語言為媒介的再現或創作。 以精神分析學角度理解，創傷是未經理性邏輯處理的直接情感經驗，它難以言喻，且有被壓抑的特質，唯有經過「宣洩（acting out）」 和「修通（working through）」去整理觸痛傷口的記憶，才能幫助受創者步出絕境（aporia）。 ⁴

由於文學和藝術創作，都有探索和再現被壓抑意識之特質，故亦有療癒功能。以文字或視覺語言書寫創傷，不只在個人層面有助主體個別的「修通」，更能觸發同理心，連結不同的個人與群體，而這種連結和共享記憶都有療癒傷創的果效。⁵

社會學者進行創傷研究時，則更多關注創傷的記憶，如何在不同文化體系被敍述，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創傷、記憶、身分建構也常被並置分析。舉例，社會學學者 Ron Eyerman 研究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的身分建構過程時，指出非裔美國人的身分認同，初現於奴隸制度已被廢取後的時代。 ⁶換言之，體現這身分建構的，不盡是受奴隸制度直接傷害的非裔人，更多為其後代，通過先輩以不同方式傳下來的集體創傷記憶，進而建構「非裔美國人」這族群認同。

Eyerman 的研究詳細分析，這些創傷記憶，如何在 1950 至 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及期後於不同的流行文化及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中，重新被整理及再演繹。再書寫，顯露種族歧視意識並沒因奴隸制度被廢取而退減，但目的並非只是讓創傷記憶不斷重現，而是讓新的一代在歷史軌跡中瞭解自身，嘗試尋求轉型正義，幫助整個族群「修通」、領悟，從而建構族群的文化自主（cultural autonomy）。⁷

筆者深刻記得，一位於 2000 年移居英國的香港人，在 2021 年與筆者交談時，提起在 2019 年參與多場大遊行的經驗，說他從未試過如此強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個「香港人」。的確，「共同體」多是建基於共渡患難或一起抵御共同敵人的憶記之上。正如，陳健民在《未竟的革命》的最後一章，也直指香港人已連結成一個「受苦的共同體」，並寄語香港人要維持信念與希望。 ⁸

那，究竟如何在苦難中保存希望？如果痛楚的傷口，可引導我們進一步建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那香港族群又該如何在書寫創傷的過程，邁向「修通」、找到出路，而非流血致死？

就此，楊孟軒在《逃離中國》一書對臺灣外省人的社群創傷記憶之研究，可為我們提供參照。首先，楊觀察到較多創傷研究都集中分析，某宗大事故如何引致個人或群體的心理創傷，可是臺灣外省人面對的社群創傷，卻是跨越幾個政治歷史浪潮，而非一時一刻的重創所致。

筆者認為香港人族群被壓抑而致的集體創傷，也不只由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導致，而是更深層次地跟香港的被殖民歷史緊扣。縱然於物質上最繁華的八、九十年代，香港都從未爭取到立法局全面地區直選。

至於文化層面，雖然香港的流行文化獨當一面，但如此富裕的城市，投放在文學、純藝術及另類文化呈現的資源，簡直是不成比例的貧乏。這些都與英國殖民時期的填鴨式教育和「沒有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有密切關係。

於後 97 年代，香港人一度幻想終有一日能達致自主（真正的解殖），在香港實行「真普選 」，卻發現其實是徹底地被二次殖民，未來得及疏理被大英帝國殖民的經驗，另一邪惡霸權（中共）便早已到來。像極臺灣在日本軍帝國主義撤離不久，就迎來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不論香港或臺灣，面對自身命運劇變時，都是不由自主地被英、美、中等大國安排、處置。難怪臺灣學者吳叡人，在比較港台於近代帝國史脈絡中的關係時，都感到在香港人近年的抗爭身影中，看見臺灣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⁹

《逃離中國》提示我們，若嘗試帶着較長遠的社會記憶和視覺，去書寫自身的創傷記憶，或許會有所發現和不同的領悟。畢竟，不少香港人或其上一、兩代都在英治時期成長、親身經歷或目睹因戰爭、文革而「走難」的情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文化記憶中，切實地刻劃了因離散及被殖民而出現的壓抑和創傷。

筆者並非在此建議眾人都進行學術研究或大歷史敍事，而是希望邀請各香港人，由個人的身位出發，去追溯與自己特殊身位相連繫的跨世代社會創傷記憶。

這跨世代的追溯，也可幫助我們以「多向度記憶（multidirectional memory）」去反思香港人的社會創傷。¹⁰  不同的個體在經歷同一宗事故後，都會各自產生不盡相同的記憶。如果不同向度的記憶能夠有互相對話的空間，是有助各方在創傷中「修通」。

「多向度」不單包括不同世代的視角，更可包括不同族群的視角。

香港的社會民主運動，一向由本土華裔人口主導。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朋友在旺角佔領區現場，向筆者問及其他少數族裔去到哪裡？筆者無言以對，心中卻是想起有一位南亞裔中年女子，經常在佔領區勇敢地遊走，甚至敢於與警方爭辯。

當然，2019 年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清真寺被藍水洗禮後），南亞裔與華裔香港人均被共同的敵人（港共政權）更緊密地連結一起。筆者認為，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已比 2014 年的時候，有更好的準備，去為一個跨世代、跨族裔的共同體書寫創傷。

要補充的是，楊孟軒指出，其研究中特意深思的跨社群大和解，很可惜，並不可能應用於現時沒有自由的中共極權社會。執筆之際，各地香港人正在苦等 47 人案的判刑，亦已得知屠龍小隊等勇武抗爭者，在並未成功實踐武力升級的情況下，已被重判 10至 23 年監禁。陳建民形容香港人為「受苦的共同體」時，引用梁天琦於 2017 年說的一句話： 「只要有一個人受苦便是我受苦，只要有一個人被逼害便是我被逼害。」去說明共同體的意思。  ¹¹

當今香港人現時，不單要處理 2019 年大革命帶來的創傷，還要面對整個公民社會、司法制度崩潰帶來的各個新傷口。牆內、牆外、境內、境外，各香港人因身處不同境地，而擁有不盡相同的書寫空間。要好好地書寫創傷，由「宣洩」走到「修通」，談何容易？

筆者在此提出的一些思考，希望能與那些準備啟動書寫創傷的香港人分享，邀請大家共同探索和嘗試。「書寫」不獨指以文字表達，也可以繪畫、錄像、展覽等媒介進行。如能聚合不同世代、不同族裔、帶着不同視角的香港人共同書寫，將可幫助這「共苦的共同體」在創傷中找到更多自主的空間和力量。

1.  Bobo Hi Po Lau, Cecilia Lai Wan Chan, and Siu Man Ng,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 First COVID Outbreak in Hong Ko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2021): 675132–675132. 
   Michael Y Ni,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British Edition) 395, no. 10220 (2020): 273–84.
   ↩︎
2. Hongkongers in Britain,  A Part of Myself: Survey Report of Mental Health Amongst Hong Kong Arrivals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22, https://hongkongers.org.uk/2022/05/mental-survey/.
   ↩︎
3. 陳秀祝, “從文化創傷敘事與復原看二二八的藝術創作：以 1997 年「悲情昇華」二二八紀念美展為例” 造形藝術學刊, (2011), 1-30.
   ↩︎
4. Jill Bennett, Empathic Vision: Affect Trauma and Contemporary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7.
   楊孟軒, 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3), 33. 
   ↩︎
5. Bennett, Empathic Vision,124-148.   
     楊孟軒, 逃離中國, 11 & 318. 
   ↩︎
6.  Ron Eyerman,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60-111.
   ↩︎
7. Eyerman,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111.
   ↩︎
8. 陳健民, “結語: 香港民主的未來,” 未竟的革命, (左岸文化, 2024), 430-444. 
   ↩︎
9. 吳叡人, “朝向相互主體之路,” 未竟的革命, (左岸文化, 2024), 80. 
   ↩︎
10. 「多向度記憶（multidirectional memory）」由學者 Michael Rothberg 提出。楊孟軒研究時用此幫助反思創傷記憶的敍述和書寫。
    ↩︎
11. 陳健民, “結語: 香港民主的未來,” 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