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on! 三月香港一個墟：文化沙龍探索何去何從
編按：本文為 2024 年 4 月 20 日於英國倫敦舉辦的「Hong Kong X 如水文化沙龍：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之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體或官網。
在香港的三月，似乎是沒有甚麼記憶點的一個月份。在英國的三月，每天都有機會跟很多人擦身而過，儘管你可能對他們一無所知，但也許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因為香港三月文化節（Hong Kong March）選擇每年此時透過一連串活動，在地推廣香港文化及身分認同。從倫敦 St. John’s Church 的揭幕，到蘇格蘭格拉斯哥 Barras Market 吸引過萬人到訪的「香港墟」市集，數十項活動與商戶優惠貫穿英國。
四月，第二屆 Hong Kong March 落幕之際，為構思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如水》編委鄺頌晴 Glacier Kwong、黃智斌 Kennedy Wong、鐘燊豪 Sanho Chung 從世界各地趕抵倫敦，與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劉珈汶 Carmen Lau、鄭家朗 Isaac Cheng 連袂出席「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文化沙龍，探討香港人何去何從。
|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鄭家朗 Isaac Cheng 文化可以作為一種渠道去將香港人的身分詮釋得更加好，同時間可以讓人認識甚麼是香港人和其背後的故事。因為我們很相信當你跟他人講一個硬弸弸的議題，他們未必會接受，但當你用一些軟性的方式和他們討論想法，像是試音、雞蛋仔、魚蛋……再跟他們開始討論甚麼是香港的話，其實這個切入點就會容易很多，亦是舉辦 Hong Kong March 的原因。 |
Kennedy 表示《如水》扮演的亦是一個切入點。他表示，本刊是隨著流散或離散一詞 2020 年在港人間開始流行而出現，創刊的意義是繼續用文字記錄不同香港人的聲音，而對比起漸成形的英國讀者群，他觀察到在美港人讀者未必擁有閱讀習慣，但雜誌可成為打開話題的起點。另一編委 Sanho 猶記得雜誌在 2021 年初成立，緊接著國安法通過後恐懼籠罩本地或海外香港的現象，同時彌補香港不斷收窄的言論自由，延續有關香港的討論。
| 《如水》編委鄺頌晴 Glacier Kwong 我很記得一開始 Sunny（《如水》主編張崑陽）打電話給我，那時是聖誕節。然後十個人左右無人過節，一起開會 6 小時。可想而知，大家都是燃燒生命去籌辦一本雜誌。 剛才兩位編委都已經總結出《如水》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因為當時我們看到很多討論其實無空間做，在社會運動非常熾熱和言論自由不停收窄的時候，大家可以通過論述和思想為社會提供燃料和養分其實非常困難，尤其在香港當時的情況下。所以《如水》的初衷是希望引起討論，拋一些想法出來，可能這些想法未必是最好，反而是在各地和不同範疇專業中搜集大家見到的大趨勢作討論，並引起讀者反思。 因為去到最後都只能由我們香港人決定我們想香港如何，而非由其他國家或其他人告訴我們香港的策略性地位是甚麼。如果他朝一日我們在生的時候可以回去香港，屆時我們該做甚麼或如何達成目標，並不能輕鬆得到答案。甚至創刊近三年的此刻，我也肯定沒人有答案告知甚麼是對。故此《如水》是一個透過試當真（Trial and error），提供討論和辯論的平台。 |
《如水》過去一直有調整編採策略迎合不同讀者需要，雜誌在英國則尚未被廣泛認識，這次文化沙龍既讓《如水》編委走出文字方格接觸英國港人社群，落地瞭解流散香港人定義其文化的實際方法和正當性。英國港人組織以文化作招徠的活動少不免吃喝玩樂的成分，究竟這種身分認同會否流於庸俗，甚至不被其他港人認同？
|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鄭家朗 Isaac Cheng 這是好問題，坦白講 10 個有 9 個 CIC（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英國社會企業）都會舉辦市集或很多同類型活動，即使不是市集亦會以飲食文化作招徠。但我覺得首先必須承認是很多人其實對於文化的參與程度不是這麼高，他們未必想第一時間就深入瞭解你，或者他們想先有第一印象。無論魚蛋、燒賣或電影場景模型，其實這些事物令到其他社群第一時間去瞭解和接觸這個社群跟其他社群的分別，所以我會說這是重要的。 第二是我們必須要接受在同一社群中，我們作為香港人都會有不同步伐。有些人能做到倡議工作，有些人接受的程度就是連結本地社群，我會說這些工作是同等重要。所以對我來說，如果你做到是這個程度，而實質上能產生具意義的連結，包括例如篤魚蛋的時候說多些香港的事情，或者過程中能勾起他們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的興趣，就已經屬於成功。 |
Issac 以閱讀《如水》為例，指有時自己也不會閱畢全文，但當中不乏內容充實的討論，只是未必每個人都準備好，尤其當直視香港的轉變是痛苦的過程時，必須容許大家擁有不同步伐。他接納批評，但不抗拒目前的參與方式，只要不休止於賣魚蛋營利的層次。換言之，仍在閱讀的你可能是對身分認同有所執着的少數，大家心目中的香港，有答案未？
|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鄭家朗 Isaac Cheng 定義香港文化或香港人身分認同，你問我現時有沒有一個確切答案，其實未然。可能大家未必會同意我的看法，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偶爾看到蕭若元跟沈旭暉對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根基和特點是甚麼，前者說是靈活變通。我在想其實很多群體都可以有靈活變通這種特質，為何這種特質能夠具體定義香港人？或者我想說我們整個環境都沒有好好嘗試去定義香港人，直到 2014 或 2019 年我們才真正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到這刻，我覺得其實大家很多時能夠用一些飲食文化或者價值上去定義，但你問每一個香港人究竟香港民族實質上的文化根基是甚麼，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來。所以我覺得用香港飲食或電影文化去作為起點探索，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和其他群體有甚麼不同十分重要。現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定義我們的文化，但同時我們都處於在同一條路上探索的過程當中。 |
文化以外，Isaac 於英國亦接觸很多青少年。在最近興起的社交平台 Threads 上，有不少千禧年後香港出生的小朋友討論讀書時和其他族群的文化衝突，以至抗拒使用中文和廣東話等話題。《如水》早前與 Isaac 做的訪問亦提到第三文化的現象1，他表示現實環境確難以找到動機學習香港語言，但透過遊戲方式可重燃興趣甚或重建香港朋友圈子。自己的工作在連結本地社區的同時容許未來香港社群能延續至下一代。
Kennedy 對流散社群素有研究，他認為文化的最大特徵便是共同性。以咖喱魚蛋作例，咖喱的原產地向來具不少爭議，但對味道有所共鳴才是它能成為香港文化標記的主因，或許一百年後咖喱魚蛋就不再代表香港文化。近期 Mirror 登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的時候也提到廣東歌蘊藏不同類型音樂的元素。故此宗法不是最重要，感受才是。像位處洛杉磯的臺灣會館（Taiwan Center）有一座圖書館存放了從兒童書到歷史記錄的典藏，嘗試連繫跨世代的臺灣人。
至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沒有人想到相關討論現只能移師海外。在 2019 年抗爭期間，Kennedy 記錄了單在海外便有 177 個港人組織，過去 4 年則有 52 個組織因政治原因等而解散。可幸的是，不少組織解散後，原來的成員嘗試重組並另闢蹊徑，如舉辦電影放映和文化節等。在香港和跨境雙重打壓的時代背景下。備受壓逼嘅人共同承受不同程度的恐懼，正好解釋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
從學術角度，有人將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奉為圭臬，說服他人做指定的事。Kennedy 反思這可能捉錯用神，他舉例見過曾被前港督金文泰翻譯作粵語情歌集的《粵謳》，可謂廣東歌的始祖，但沒多少感覺。可見事物的重要性其實不及人的共鳴。文化可以是一種無奈下的轉型，唯有懂得拓闊空間，政治語言方能走得更遠。
過往香港與中國之間明確的物理邊界分割出兩個獨立個體，但流散社群需要創造一個語境，超越華人等同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政治抗爭或對民主壓逼是其中一種論述，例如早前倫敦唐人街和三藩市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場外的衝突，也讓當地社群瞭解到身分認同不一定依從地理。與此同時在本地層面，從應否獲取香港經貿辦的資金到大選年的投票意向都可能使流散港人的身分被重新劃界。
恐懼以外，連結社群可否有不同面向？《如水》編委 Sanho 在美國和臺灣分別觀察到，23 條通過一方面製造更多打壓工具使人謹慎行事，另一方面卻開始讓人明白打壓只有零次和無限次。同時，美國的流散組織亦不一定觸及政治倡議，如在台積電遷入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之前，當地已有不少港裔工程師等人才組成專業團體，本地社群亦能有機結合。
Carmen 問到，既然海外流散社群牽涉不同的人口組成背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又該如何找到能拋開所有身分去連結香港人的契機？
| 《如水》編委鐘燊豪 Sanho Chung 我想起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反過來思考為何 2019 年會帶來如斯巨大的衝擊。是甚麼突然喚起了我們的身分認同呢？其實我覺得答案是共同經歷。所以延續身分認同應該以此為大方向，不論倡議或文化運動都該朝着這方向進發，找一個舒服的方式創造共同經歷，無論事無大小。 2019 年是一場十分震撼、波瀾壯闊嘅大型社會運動。大家不顧一切地參與，有些人因此而回不去香港，或是透過社會運動將身分認同捆綁在香港這個地方。創造經歷十分重要，莫說身分認同，你怎樣跟一個人友好，就是透過一起經歷某些事。 |
美國有 50 個州份，加州和亞利桑那州加起來的面積比英國更大。在加州，以陽光作話題比政治有時來得實際。倫敦與洛杉磯相差 8,755 公里，你非常成功地連繫上對方，生活的差異也足以令話題中途轉向另一個目的地，似乎只有經歷才能把這段關係注滿燃料到彼岸。
|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劉珈汶 Carmen Lau 講起共同回憶，我即時想起去年 11 月跟 Kennedy 在三藩市的共同回憶。簡而言之，我們在 APEC 示威期間被小粉紅襲擊而受傷。這好像也是不錯的創造共同回憶經歷。 作為比較多兩邊走的人，我感覺到有些事其實是共同發生中，只是因為沒有一個直接渠道去連結。因此，我覺得在這情況下，有很多同時發生的事情，其實只要大家講一聲都會明白。例如我到臺灣的時候與在臺港人交談，很多時一下子已有很多共鳴，不論是市集、論壇或文化活動。我的答案是，別單說活動、雜誌和倡議，就只作為海外香港人，一點聯繫已可相連。 |
| 《如水》編委鄺頌晴 Glacier Kwong 我回想流散社群碎片化的問題，其實我經常在想香港的群體，由我參與社會運動、約十一、二年前至今，好像從未一體化，從頭都尾都是碎片化。2012 年反國教的時候已有關於左膠、退場、絕食沒有後續等批評，當時已有不同路線、不能互相理解，各自為政的現象。到 2014 年有勇武跟泛民的分裂，後來本土派崛起，又再進入分裂後經歷社會運動找到共同目標的循環。 |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這些社運名詞都有個敏感日期。不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亦適用於香港文化上。既然兩個世代之間甚至同一時期的歌手都各有所好，何不將社會運動的共同性視為異數？即使暫時失去，這種共同性日後也可能因外在因素而再度浮現。2008 年認同中國的港人數量達到高峯，4 年後情況已逆轉。其實身分跟文化，不代表甚麼，一樣會變的。
| 《如水》編委鐘燊豪 Sanho Chung 我覺得最重要不是身分認同有些甚麼，而是我們是否覺得香港人屬於一個獨立的分類。如果我們覺得都是的話，你喜歡把甚麼塞進去也可。你覺得雞蛋仔應否放雪糕也沒大不了，只要是獨立的分類。為何我覺得這樣可以接受？因為當你想像到本地跟海外香港人生活的習慣是很不一樣，甚至現在的香港人構成是置身劇變當中，可想而知十年廿年後會有一班跟香港和中國同時有強烈連繫的人。 其實我的家人也是經單程證居港，我也是「雙非」，但我覺得我就是香港人。可能十數年後，經專才計劃到港的人，即使我們曾經鄙視過，他們也能對香港有獨特的情感，然後孕育出獨立的香港人身分，但他們對於香港的想像和我們很早已經離開、經歷過 2019 年的人十分不同。我們亦需要思考，是否該排除他們的存在？畢竟他們是實實在在在香港生活很長時間，都有自己經歷，可能有些事情我們的看法也差不多，只不過重疊較少。我們如何處理這些不協調呢？ 所以當我能預視這些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只要是獨立的分類便能接受，喜歡怎樣定義視乎是否有誰共鳴。覺得薯條應該蘸蛋黃醬或是燒賣應該蘸喼汁就即管去做，找到足夠多的人支持便具正當性。最重要是香港人是一個獨門分類，就能繼續討論。 |
Kennedy 嘗試引用自身研究，端出「三杯暖水」作回應。第一是從猶太人離散研究得到的啓發。《時代革命》紀錄片的末段，林榮基提到最重要是人，既然猶太人能戰後復國，香港人為何不能？不過同是猶太人、Kennedy 的導師看畢片段後一愣，指出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也有不同，亦因應當地政治文化風貌對猶太教產生不同理解。猶太人當時的復國方法是各取所需，例如銷售債券可視作宗教奉獻或高回報投資。觀察所見對土地的情懷其實能延續至移民後代。第二是前述透過外力產生的反抗共同性，第三是內在的彈性 。知不知道三杯水有甚麼分別？有些組織溝起來喝，有些組織只喝一杯。身分認同的成分，可以是豐儉由人。
需要連結的，除了各地港人，還有其他受中國壓逼的族群，方能形成有效的對中政策。Glacier 除了是《如水》編委，目前亦任職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政策倡議如何與流散媒體的議論空間以至留港港人相輔相成？
| 《如水》編委鄺頌晴 Glacier Kwong 其實 IPAC 是一個由 35 個國家或立法機關合共約 350 個議員組成的組織，可以想像是他們的中央議員助理，承包中國議題，而香港是我工作的主要部分。連結社群在工作角度其實十分重要，因為對於議員來說最需要就是選民和曝光。當你需要曝光的時候便需要媒體，而媒體需要的就是故事。 回想你瀏覽社交媒體會點擊甚麼，多數不會是沉悶的學術研究。相反最多人留意的一定是故事，例如演算法推送給我的是臺灣地震中獲救的貓。純粹從分析角度，原因是「媒介即訊息」，很多時故事需要的就是受害者夠慘。這種現實聽起來相對不堪，但香港人、圖博人、維吾爾人以至敘利亞和中東受戰火威脅的人就是故事的主角，可以作為議題的縮影，提供空間給予評語或批評政府不作為。 單從倡議角度，這個受害者大聯盟的作用就是承載了該群體的故事，所以經常有人說是收割光環，但其實是必要。我記得黃之鋒曾經常說要燃燒自己的光環，實情是他很清楚他是承載故事的人物。所以他很有意識地用被打壓的身分去找媒體訴說他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便很符合社交媒體的需要而非枯燥乏味，也供養着政治媒體的生態。 |
她強調香港人不一定要賣慘，但有必要帶出我們想要甚麼。 在英語世界中有時論述也會耗盡，港人社群和媒體的母語討論仍然可以釋出新的議題。一些生活話題，例如難民證審批便可轉介至議員跟進。2019 年的時候香港議題是「出口轉內銷」，本地事件經國際線回饋社運，但如今在港港人可能閱讀外媒報道時默然選擇不點讚，似對着無回音的山洞。唯一相同的是人物故事始終有需求，縱使來源不同，資訊食物鏈也可以是類似的。當香港人互相引介的機會增加，而其他本地人感到香港人的故事就在身邊，橋樑的作用便可反映出來。
到答問環節，有在席者問到如何或應否連結刻意與港人社群割裂的移民和政治立場不同的在地港人。有早於 1989 年便移民英國的港人表示抗拒英藉華人的標籤，欲知如何連結其他亞裔移民。有支持勇武派的希望針對 2019 年前線作改進，思考日後如何調撥資源購置武器應付大型社會運動。亦有在場港人嚴辭指出身分認同並非定義出來的物件，應誠實面對恐懼。
眾人一次過回應，Carmen 先澄清今次主題並非如何被定義，而是我們討論自身定義，她自己亦已成立 Vote for Hong Kong（V4HK）爭取透過議會為社群充權。Isaac 指出可以警惕自己需接觸本地社群，但毋須離棄港人，因不論回應時局變化或感同身受方面都需要共同經歷，而其他族群經驗是兩者間可以取得平衡，縱使他對於亞裔群體的完整性有所保留。
Kennedy 分享指，六四後有港人在加拿大參選並成功進入國會，同時光顧市集攤位的可以持不同政見的人，他們亦在溫哥華反毒品注射屋一事上意外地團結，這些現象既有趣亦令港人基於政治理念的身分認同值得深思。
Sanho 指不論身分認同或社會運動皆應提供選項，惟戰術上不應執着對錯，因未來充滿着偶然性，今日更值得做的是儲備任何形式的能量。Glacier 補充例子，指出尊重他人選擇的同時，爭取支持不一定只着眼於立場，卻可着手在細節，例如在某項政策上講解技術性問題，反而可得到立場幾近相反的人認可，跟過往的抗爭一樣，都是從機緣巧合中產生。
對身分認同的重視不但基於它作為一項抗爭工具的吸引力，更因為它是政治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隅。只是，身分認同可以由社會建構，一場社會運動也能容納更複雜的身分認同。五年過去，當 2019 年寫在罐頭上也代表過期的一刻來臨，你會選擇繼續收集當年的罐頭還是毅然放下？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超越背叛的枷鎖才是兌現承諾的鎖匙？
- 《如水》第 11 期〈萬一你是個香港人：從「第三文化」看離散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