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澳洲、日本、臺灣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如水》論壇側記 - Broken

編按：本文為 2024 年 5 月 23 日《如水》線上論壇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體或官網。

2019 年後，香港人向外移出，散布八方。對於大出走的意義，有人認為是「旅居」，也有人自嘲為「坐救生艇（計畫）走難」，或者「撤離」、「流亡」。無論如何，香港人離開故鄉，難免帶着各種憤怒、焦慮、恐懼、愧疚等負面情感。傷痕重壓下，離散港人卻把這種集體鬱躁轉化為行動。¹一方面發展出各地香港社群的文化活動，另外一方面展開國際戰線，延續香港人的革命之路。

而離散港人社群分布全球，有限於各國的文化與政治脈絡，香港人發展出的倡議策略也有所不同，要怎麼符合當地人胃口「說好香港故事」，也是各地社群的挑戰。《如水》以「如何以居住國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亞洲場）」為題主辦線上論壇，正切合上述問題。究竟香港人應如何在不忘初心同時，有益地去銜接各地社區的語境？

本次亞洲場線上論壇，由《如水》編委 Kennedy Wong 主持，與三位散居於三國的前香港區議員對話，分別是現居於澳洲的許智峯 Ted Hui、日本的葉錦龍 Sam Yip、臺灣的李文浩 Lee Man Ho（Leo）。三位講者從自身遷移、倡議、以及在地港人社群等經驗，去探討三位居住國的文化、歷史與政治脈絡，如何影響香港議題在海外散播。

Ted 指澳洲時區雖靠近香港，但地理位置不只邊緣，而且各城市間距離分散，讓港人社群相較英國、加拿大小，人數聚集難度也更大，他舉例，在澳洲約二、三千人的集會己經十分難得。

但他隨即點出小社群的優勢，以目前 Ted 所居住的小型城市阿德萊德（Adelaide）為例，港人社群反而因此彼此認識更深，有更高緊密度，更能建立社群間的信任。同時，小城市的政治和社區規模也對香港人更友善，更有利結識在地的政黨人物和各族群社區人士，並建立較深關係。若要規劃投入議會或社區工作，Ted 認為香港人影響力在小社區反而能被放大。

Kennedy 隨即追問有關「如何在澳洲政治環境說香港人故事？」，Ted 指出由於澳洲歷史和文化缺乏與香港的連結，當地政界過往對香港的理解相對不深。普遍都是從 2019 年抗爭、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廿三條，以及全球對華反滲透才開始加深關注。

他提到澳洲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自 2019 年以來一直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和聲明，也給予香港人很大的支持和理解。然而，最近一次大選後澳洲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上場，其對中較溫和與歡迎的態度，例如主張與中簽署貿易協議建立經濟合作，起初也讓香港人比較擔心。

但 Ted 觀察數年也發現，在實際人權自由議題上，工黨也未完全讓步。舉例來說，盡管大眾認為澳洲移民飽和，但在眾多移民政策中，工黨執政唯一沒有對香港人的避風港政策開刀。相比之下，過往自由黨強硬的立場，則沒有反映在制裁的行動當中。因此，Ted 認為長期兩黨制下的澳洲，不論執政黨為何，在對中、港的行動上可能實際差異並不大。

澳洲執業律師與自由黨成員許智峯 Ted Hui（居澳三年，前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議員）

相較於以往以香港議員身分出席國際交流，現今在居住國更需要與當地政界建立長期的相處關係，甚至是成為他們一分子，並且參與他們的事務，才能有效維持外國政界推動和關注香港議題的動力。例如當我加入自甶黨後，可以動員當地黨友參加六四、 612 等活動，也能展現自己作為社區領袖的身分去代表香港人，或者直接透過黨內的國會議員為香港人發聲。
最重要是讓他們感覺到香港人是澳洲的一分子，例如透過參與政黨事務，在政黨會議發言提出觀點，讓他們感受到我們也關心澳洲社會。這種「細水長流」倡議方式可能過往很少被香港人提到，但我鼓勵一些已經安頓好的香港人，可以選擇加入當地政治圈作為下一步。

而這種兩黨制的結構，讓 Ted 認為目前可以從過往多黨合作的策略，變得更進取。Ted 指出，他和任建峰在策略上分別進入了澳洲兩大政黨，以確保無論哪個黨執政，香港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而當兩人遇到任何問題、危險時，這不只是香港人的事，也能變成兩個政黨的事。而同時，Ted 也鼓勵更多人加入當地的律師工會，也能把自身的政治打壓，轉化為其他國家司法界的議題，同樣是策略之一。

而這些組織能歡迎香港人，同樣也仰賴澳洲對多元文化的重視。Ted 指出，澳洲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對多元種族和文化議題亦非常重視，政府資助舉辦各種族裔的社區會議和融合活動，為移民提供參與社區機會。因此，例如香港人的文化協會也曾經獲得澳洲政府資金支持，活動舉辦得愈來愈多且有聲有色，讓澳洲有幸十分容易去推動香港人身分認同。

澳洲執業律師與自由黨成員許智峯 Ted Hui（居澳三年，前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議員）

香港人在 2019 年之前沒有太多凝聚力，也沒有組織化或者與政府或其他族群有緊密的聯繫。但近年來，我們開始積極聯繫其他族群。在阿德萊德，過去一些大型移民社群，如越南、印度和希臘，都建立了自己的協會、會址和活動空間。而我們香港人現在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建立自己的協會，與政府和社區保持恆常的關係。而目前我們也花很多時間與不同族裔的社群交流。

很有趣的，阿德萊德有一個較大的維吾爾社群，他們與香港人同仇敵愾，因此我們經常一起參加反共的抗議活動，同時亦建立了很多交流和聯繫。例如他們會邀請我們加入支持東突厥的活動，也自發會來支援香港人六四等活動，做發言嘉賓。參與的不只是一個、兩個社區領袖，而是整個維吾爾或香港社區。
除了有共同敵人的政治盟友之外，我們也有建立更廣泛的種族和國際議題聯繫。包括反普京、反鐵腕政權的俄羅斯族群，亦都是互相出席活動撐場，去參與示威和文化活動。非政治性方面，我們與當地最大的越南族群，也保持良好關係。

要去跟其他族群建立關係，例如我們香港人就組了一隊樂隊，而我也有份參與，會在不同的多元種族文化活動表演。雖然香港人不像其他族群有民族服裝和民族舞，但我們會選擇一些能表達香港故事的廣東歌。我們也會向其他群體解釋這些歌的含義，並講述我們對香港的感情，亦會表達香港的政治現況，以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和關注香港。

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有參與一隊本地社區的弦樂隊，和澳洲人拉近關係。例如最近在我們州有幾千人的香港市集，我邀請了自己的社區弦樂隊來表演。這次活動，也趁機讓澳洲人認識到香港文化；而香港人也可以意識到自己接近主流社會。

雖然多元種族對我們唯一的難題仍然是香港和 Chinese 之間的相關。當我們被誤認為 Chinese 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強調自己是 Hongkonger ，也會強調自己信奉民主、自由的價值。而我也認為在澳洲多元種族環境中，和中國人相處，只要在不貶低中國人的情況下，我相信中國移民即使不理解香港人的立場，也會尊重香港人。

而在語言方面，正因是香港缺乏自身的「傳統」或突出的文化，因此 Ted 表明他非常注重廣東話，視其為香港文化核心的一部分，如果連廣東話都失去，那將非常可惜。他也擔心許多香港人雖然有香港情懷，但未必重視下一代講廣東話，覺得強求不了。但他從自己的經驗中看到，在如維吾爾族的社群中，無論成年人、青年或下一代，都說流利的維吾爾語言。正因族群和國家的恩怨，維吾爾族覺得更要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因此，Ted 很欣賞在澳洲的小城市中，有香港人教授廣東話和繁體字，即使不賺錢，也堅持將香港的語言承傳下去。他希望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應該要有文化保存的心態，不要把香港文化當作包袱，特別在澳洲等的多元文化國家，其他族群和本地政府都會欣賞保留自身文化的努力。Ted 也表示，自己作為一個 proud Aussie-Hongkonger，澳洲人和香港人的身分不互相衝突，也不需要掩飾。

最後 Ted 總結，目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仍然在澳洲大量投入資金進行大外宣，以及頻繁與本地傳媒互動，反駁有關香港的負面報道。特別是最近英國的間諜案，經貿辦的存在無疑增加了他們在海外倡議和人身安全的風險。因此，他提醒香港人仍必需保持高度警戒，不可掉以輕心，在面對暴政下，不要存僥倖心態，要保持精神。而他作為在短時間內「修身齊家」的「幸運」一群，將持續努力從各方面學習，以未來能投入更多時間進行港人事務為目標。

同樣在香港社群規模較小的日本，Sam 指出日本人較香港人更多地參與香港集會的特別現象。從他的經驗推測認為，首先是日本人以往深受香港文化影響，以成龍電影為例，讓日本上一代從民間到演藝圈，都對香港有深刻印象和美好憧憬。因此當他們留意到自 2019 年起的連環警暴和政治壓迫時，即便日本人大多對對國際政治缺乏關注，也仍然特別會為香港感到失落。同時他也引述日本的調查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厭惡程度一度高達八成。

其次在香港人方面，除了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地理因素，Sam 也指明日本普遍存在「禁止員工參與政治」的企業文化，讓大部分持工作簽證的香港人，憂慮會因參與政治集會而丟失工作，並失去居留權；同時，這些限制也阻礙了個人運用學生、員工的身分去進行組織。

Sam 認為這是受日本「同質化」社會氛圍的影響。他耳聞許多在日本的香港人較希望認識日本朋友，並盡量融入當地，且在融入之後，也不會再強調個人身分。因此，普遍在日港人的社群活動都是非政治性，如圍爐食飯等，現階段在日本推行大型香港活動有一定難度。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葉錦龍 Sam Yip（居日一年多，前中西區區議員）

我也覺得保留廣東話是香港人的共同事業。但有些香港人會對着日本人說：「廣東話好難學㗎！」，結果變成大家都選擇學更有市場的普通話，這是比較可惜的。但十分慶幸的是一些十分熱愛香港的日本人也會學廣東話，甚至可以去到 native 的程度。因此如果要保留廣東話的話，除了講以外，同時是也首先也需要讓更多人認識廣東話。

而我最慶幸的是，因為日本的香港研究有很多日本人參與其中，也讓一些大學的語言部，例如東大，會開授廣東話的課程。但同時也考驗我們到底它能夠 reach 到多少人。

Sam補充，在日本文化或政治條件下，要推廣香港文化有一定的難度。首先在日本講究「讀空氣」的文化，一些香港遊客不合規範的行為時常會受到日本人注視，而居日港人為了在這裡生存，也會盡量入鄉隨俗。例如，乘坐電車時不會在車廂用自己的語言溝通，以作基本禮貌。廣東話的場合可能只維持在香港人餐廳，導致廣東話在未來更難以散播。

Sam 也提到在日本「說好香港故事」的話語權，目前仍然維持香港政府當中。香港政府在日本的參與度非常高，大多「香港」字樣的組織都與香港經貿辦或貿發局相關。這導致很多日本的商界或地方政府，在與香港對接時，首選對象是這些香港政府為背景的組織。因此，Sam 認為相比起澳洲，居日港人少了很多當地政府的資源，各種合作或多元化活動的機會也較少。

在政治倡議方面，Sam 也指出，日本並沒有一條專為香港人規劃的入籍途徑，須要在日本住滿五年，才能入籍並擁有投票權和選舉權。因此，目前香港人只能在外圍不斷遊說香港有關議題，無法與日本政界建立對等關係。幸好的是，日本國會和地方議會中仍有一些十分關注香港的議員。

除此之外，日本政界對香港議題和對華議題的立場，除部分派系外，自民黨內部、自公聯合政府及在野黨對中國普遍持中立或稍為警戒的態度；其中日本共產黨，則是對中共持非常批判的立場，且非常支持香港議題。

但 Sam 指出，儘管朝野對中國維持警覺，但在「日中友好」前提下，政策一直沒有太大改動。尤其日本政府重視對中貿易關係，商界利益對政治也有重大影響。即使在黎智英案中，前國會議員菅野志櫻里等人被香港政府點名，日本政府的的行動仍然有限。此外，無可避免地，大多香港人為了保障自己能夠居留和生活在日本，而選擇低調。

最後 Sam 也提到，日本傳媒對香港和中國議題的報道相對較少，更多集中在其他國際議題上。因此香港議題在日本目前缺乏輿論焦點，加上日本的世襲、派閥政治文化，讓香港人更難發揮政治影響力。不過還是有外國人打入日本政治的例子，維吾爾族在安倍晉三在野期間與其派系打好關係，目前也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因此， Sam 認為在日本的政治環境中，需要投注力量在不同的政黨當中，也必須長時間耕耘。

當初因為工作而從英國展轉臺灣的 Leo，認為自身在創業上的諸多挑戰，多少映射了其他其他投資移民的香港人。Leo 形容臺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效率和瑣碎的手續為「臺灣節奏」，長時間的等待，讓那些移民到臺灣的香港人累積巨大經濟壓力和困難，最終讓許多人選擇二次移民英國等地。

Leo 舉例，包括他在內和投資移民，光是開公司審批過程就長達一年半至兩年，期間許多行政程序存在內部矛盾。且繁瑣的事務往往須要提交額外的解釋文件，進一步拖延了審批過程，讓香港人在空窗期間無法確保有隱定的工作收入。他指出近年來行政效率變慢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 2019 年起香港移民人數暴增與「國安疑慮」，政府加強了對申請者的背景審查；二是 COVID-19 疫情，許多政府部門採取遠程辦公，進一步延長了文件處理時間。

而在臺灣政治方面，Leo 指出臺灣人對香港的理解非常深入，不論藍營或綠黨支持者，都對香港的「淪陷」有充分認知，以及抱有同情的態度。特別是最近臺灣立法院「藐視國會罪」的政治爭議中尤其明顯，許多發言者都提到香港的情況，用作警惕臺灣人更加珍惜自身的民主、自由。

Leo 提到，如果要以香港人的身分參與臺灣的政治議題，與在世界其他地方選擇跨黨派的倡議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他以自身經驗為例，當他與臺灣人談政治時，他的香港人身分時常被質疑：「臺灣的政治關你甚麼事？」

臺灣小生意經營者李文浩 Lee Man Ho（Leo）（前深水埗區議員）

在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回應說：「因為見證過香港民主的淪陷，所以站在民主陣營的立場上，不希望臺灣被赤化。」
而我們要取得他們的認同，反而是要透過支持民主、避免臺灣被赤化的角度，建立自己的立場和論述，時常是可以在不同政治活動中獲得掌聲和認可。而我認為如果要去深入臺灣的政治，也須要從更「貼地」而非高高在上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們也必需要先理解臺灣人的想法和感受。因為臺灣人這種要求，我們也必需選邊站，當我們例如選擇站在綠營的一方時，更能集中火力去推動民主議題。

正因臺灣民主和主權在近年受到挑戰，對香港議題的支持和理解也體現在香港集會上。他舉例 2023 年從臺大出發的 612 遊行，有兩、三千人參與，遠超出他的預期。而要維持這種對香港議題的關注度，無論在臺灣還是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香港人」這個身分消失。他比喻香港人為「已經離開母港的航鑑」，當身分認同面臨危險，更不應該隱藏香港人的身分。在未來十年間，維護香港人的存在感和認同感至關重要。

在文化議題方面，Leo 也認同對廣東話文化保留的重視。他指出香港粵語影視、音樂曾經在臺灣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令香港文化幸好在臺灣還有一定的地位，甚至是市場，香港人如果不繼續努力，這種已經建立了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弱。

從文化活動人數的觀察，Leo 認為未來文化活動更有維持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他指出，舉辦文化、商業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知道香港人仍然存在並且活躍着。他看到一些香港朋友可能還停留在 2019 年的抗爭，未能走出創傷。因此，應該將篤魚蛋、𢳂牛雜的行動視為小勝利，無論是在精神層面還是實際生活中，都能幫助大家更健康地面對未來，並讓「香港人」得以延續，目前要爭取這種 small win。

最後，Leo 作為一個生意人，也特別提倡香港人需要建立商業上的影響力，透過在當地的商業活動，例如假日市集，增加香港特色攤位的數量，也有助香港文化不會消失。除此之外，臺灣移民政策正好滙聚了做生意的香港人，Leo 認為可以參考猶太人的經驗，創立香港人的商會，來集合香港人的力量。除了向當地人展視香港人的經濟影響力外，關鍵在於如何將它化為政治力量，讓香港人的從商能力化為當地的政治籌碼。

總結本場論壇，Leo 比喻香港人是「已經離開母港的航鑑」，但這艘航艦會不會沉沒仍然是未知之數。因此 Kennedy 認為在海外的香港人更應放長雙眼：一方面維持文化活動，讓香港人文化與社群維繫能更長遠保存；另一方面是香港人需要在居住地建立長遠政治連結，投入與加入當地的政治事務，並慢慢擴散香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以北非「亞拉伯之春」的流散族群為例，雖然同樣人數不多，但有效銜接居住地的政治議題，成了他們發揮影響力的關鍵。而香港議題目前能受到美國眾議院榮譽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等關鍵人物關注，也起始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人於 1989 年六四後到美國遊說，所種下的深遠連繫。

面對極權及政治暴力的香港人，部分在離開後，重新審視自己的遷移，賦予它意義並轉化為行動。全球許多港人社群致力於延續文化保存、維持政治批評，盼能逐步掌握國際間「香港故事」的話語權，説真實且獨特「香港故事」，並為「香港故事」畫上自由、民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