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錮只須臾，漂流卻永恆

摘要

香港自開埠以來，癲人的出現和社會控制息息相關。有別於其他亞洲殖民地，政府運用水域特性，將癲人暫時禁錮在規模相對小，醫療功能闕如的精神病院，再設法遣送至中國和歐洲。戰後，精神醫學對本地的文化缺乏想像，對加劇的社會受苦並未發展出成熟的對應機制。扶危拯溺的醫學專業稍一不慎便易成為壓迫者的控制手段，精神失序的香港人依然在不同服務之間漂流，如今甚或必須藉由流放尋找理性的可能。

正文

那 是 一 個 浮 躁 的 秋 天，我 們 正 在 研 讀 Jonathan Metzl 的Protest Psychosis 。 ¹ 這是一本扣連美國六零年代民權運動的經典醫療人類學著作。 在維多利亞式老舊建築裡， 學生們一反平時的靜默， 嘈雜的討論蓋過平時陳舊擾人的冷氣機運轉聲。 隔週， 當學生在講堂桌上擺出「Madness?People act like nothing happen[ed] when HK Police shot [a] student. 」字樣的時刻， 我知道接下來在課堂裡的情緒應該很難收拾了。²

過去五年，我在港大開設「 瘋狂文化 」的通識課程，從歷史、社會、文學藝術層面剖析瘋狂在不同時空脈絡中如何體現，瘋人又如何被對待。每年和新的一批學生見面時，我都會播放前港督彭定康面對鏡頭的苦笑。離港之前，他造訪了位於新界的精神病院；一位在病房裡穿戴整齊的「 病友 」問他說：「 總督，為什麼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會在不詢問人民意志的情況下，把香港移交給一個集權國家？」彭定康莞爾的對象並非歷史的荒謬現實，他說：「沒想到最清明的提問，竟然來自一座精神病院。」接續的幾週，我們一如往常辯論瘋狂與理性之間的界線和距離，直到校園關閉。

曾經讀過幾個作家的陳詞：雖然在地小人稠的香港，寫作的客觀條件奇差，但他們卻一致認同地小人稠的香港作為小說場景的適切性。然而作為一個歷史學徒，經常覺得要理解瘋狂，其實不需跨入虛構世界，因為現實的失序程度往往大過保守歷史學者的想像。於是兩年前交出了給出版社第一本書的草稿之後，便開始尋找來往香港的「 癲人 」。在舊報紙上、檔案館中和親自踏查的地景裡，追索此華南群島的心理面貌。

瘋癲歷史的入口，往往是一座一座的精神病院。從福科（ MichelFoucault ）到高夫曼（Erving Goffman ），史家藉著細數精神病院累積的病歷、研究它們建築的特色、記錄機構的管理手段，描繪出精神醫學兩百年來如何介入人類心靈。然而在充滿爭議的「大監禁（ great confinement ）」出現之前，在海上漂流的愚人船是中世紀歐洲常見的風景。十五世紀末諷刺小說家布蘭特（ Sebastian Brant ）寫下的八千行詩，是記錄了人類各種愚蠢行徑的浮世繪。但福科說，漂流其實是一種治癒的手段，因為自古以來水代表的是萬物根源，是理性。縱使這些漂泊的船隻鮮少靠岸。

香港的精神病院在十九世紀末才陸續出現，但這不代表此城查無癲人。只不過當法律開始規範心智不健全之人時，在醫學上並無太大意義。開埠以來，香港的法治從來都是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工具，為殖民帝國的利益服務。從1854 到 1940 年間，香港不斷更新不適抵港居住人士的類別，他們包含聾啞、失明、失能、失智者。重點並非這些人士的身心狀態如何分類，而在避免他們阻礙自由港的繁忙生意。1930 年代隨著人口急速增加，勞資對立，社會動盪。更有條例明訂這些無法獨立營生的人，除了不能上岸之外，更必須設法驅逐。

在香港，撰史者往往專注於精神病院的更迭，卻疏忽了長期以來癲人其實流轉於香港四周水域的現實。自 1870 年代以降，小規模精神病院的陸續營建，只是為了方便將癲人遞送回中國或歐洲。巡佐一旦發現徘徊於海傍想要投海的苦力、在靠岸之前便在船上鬧事的歐洲水手，往往先將他們押至差館留置。按照規定，必須由裁判法院設法找到政府醫院專家來判定他們是否心神失序，決定是否需要送院治療，還是讓人領回家。但可想而知，雖然身為傳染病學的發展重鎮，二戰之前的香港根本沒有精神醫學專家存在。這些「癲人」為何發癲，也並無科學解釋。因此他們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判官的一知半解或是曲解。

殖民地為了減少監管癲人的支出，每年給予清廷一筆錢遞解癲人，收治於美國醫療傳教士 John Kerr 在廣州設立的大型療養院，即惠愛醫院的前身。 ³民國成立之後，「 解省」成為報紙上頻繁出現的詞彙。根據官方說法，這種作法在二戰之後驟停。但翻閱歷史檔案館裡的資料，發現在香港規劃青山醫院之前，送中的處置還是持續存在，甚至有病患無故在廣州醫院裡消失的情形。而最讓殖民地政府頭痛的，其實是歐洲癲人的遣返問題。領事館的權責無法定奪的狀況之下，港英政府往往必須吸收鉅額船資。相反地，香港同時也接收從各地歸返的華籍癲人。但與其說是接收，實際上只是精神病患在世界各地轉運的中繼站。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來往香港的人們足跡遍布半個地球。其中華人有的下南洋經商，有的成為英國放棄蓄奴之後代替建設澳洲的華工，有的則是西部開拓的賣豬仔。 ⁴ 許多人陰錯陽差成為癲佬，不見得是疾病的緣故。有的只是溝通不良，就得在見不得天日的精神病院裡待一輩子，鮮有探視也無人領屍。但有的機構會和港府聯繫，比如華盛頓州的奧勒岡州立精神病院，便與港府達成共識：經過評估後，若華籍院民餘命超過十年，便定期安排船隻送他們橫跨太平洋到香港，再由香港發落。

戰後香港似乎是癲人重新找到歸屬感的契機。送中的協議中斷，英美各地百廢待舉。香港不得不必須發展自己的精神病院。但大型機構的設置卻與當時興起的社區精神醫學概念背道而馳。去機構化是當時精神病學界的共識，但在移入人口激增的香港，家庭空間愈來愈窄小，照顧功能逐漸喪失。取代而代之的，便是香港人琅琅上口的「 入青山」。六零年代香港引以為傲，終於發展健全的醫療化精神病院，卻也成為港人用來指涉瘋癲狀態的口頭禪。楚原電影《 香港 73 》的片頭，甚至拍下青山醫院的入口，用來描繪七零年代香港開始打快工、搵快錢、炒股興騙的社會現實。

和亞洲其他前殖民地不同的是，香港極少產出自己的精神醫學理論。綜觀歷史，精神病理論的形成和專業視野中病人浮現或再現的方式高度相關。共和時期的法國，精神病院的設置代表了國家力量的展現。 ⁵ 大量的病例在醫院裡累積，方便醫者觀察、分類。英屬印度、日殖台灣興起，挾帶種族化和歧視色彩的熱帶精神病理學，則與殖民統治需求息息相關。這些理論通常運用各種調查方式，企圖描述被殖民者低下的心智，或殖民地風土對人類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戰前香港由於機構規模小，專科發展遲滯，並無根源於地方的理論出現。戰後雖然醫療設施逐漸完善，精神科醫生又大多接受同質性高的當代精神醫學訓練， ⁶ 一手帶領精神科學現代化的葉寶明醫生亦曾經鼓吹比較研究，但整體而言，此地精神學科對於文化的想像僅止於喘息未定的五、六零年代，之後便不再深刻。

工具化程度高於哲學思辨的精神科學，對於文化及社會受苦的理解和介入有限。扶危拯溺的醫學專業一旦被有心人挾持，往往成為壓迫者的控制手段。1966 年天星小輪事件中的絕食青年蘇守忠、1967 暴動中的皇仁書院左翼學生，都被關押在精神病院中一段期間。雖然目的只是評估他們的精神狀態，此舉足以將他們的行為在輿論中「 去理性 」。半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極權政府習慣以精神病標籤政權之敵。八零年代捷克政府以精神病患者形容參與連儂牆設置的學生，台灣黨營媒體暗示台獨人士鄭南榕曾因憂鬱症就醫，都是經典案例。九七之後的香港皆然，端看報導中「 秘囚」於小欖精神病院的十二港人之一，不論涉事人是否患病，報導已經足夠使他們成為薄寒中人。

反送中事件發生以來，精神醫學的角色在其中窒礙重重。《 如水》創刊號中月& 靖對談裡談到《 刺針》雜誌上發表的評論，香港人在這段期間發生抑鬱的風險比 2014 年雨傘運動時高出一倍，創傷後壓力症狀與戰亂地區相若。⁷  但這份原自香港本地研究的結論，卻是呼籲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精神醫學服務。心理工作者告訴我，就算近二十年來香港的專業服務開始多元化，互相競爭、排擠的計畫使得各種服務項目無法長期持續，也無法互相合作。精神失序的香港人因此在不同服務之間「 漂流 」。 反觀 1967 年，精神醫學專科在香港草創時，世界心理衛生聯盟的專家齊聚暴動剛剛結束的香港，討論如何重新思考人的需求、社會福利如何與精神健康結合、如何理解暴力、衝突和偏見的根源。在「 專業 」尚未成熟時，探究問題的態度和方法相對開放得多。精神醫學半世紀以來看似進步，此時面對著社會受苦卻隈避敗退，事實上有複雜的歷史根源。

離港之前，我信步去了中環。去年七月之後的中環已經變得異常沉靜，而經常睡在黃金地段人行道無家可歸，不時喃喃自語的婆婆，辱罵著威信掃地的警察，仍然無處安身，也不會被視為公共安全的威脅。我對著眼前的荒謬苦笑，卻也同時頓悟：在理性的承諾終至破滅，和認識此世界運作方式終有侷限之時，港人為了超越虛無，唯有再度流放自己。此時，一艘艘從香港出發的愚人船，希冀著水作為理性哲學之父 Thales所言之萬物根源（ arche ），尋找他們重新安身立命之處。而我也成為了船上的其中一員，唯有如此才能冷靜寫史，藉由離散重繪香港精神世界的圖景。

1. Metzl, Jonathan. The Protest Psychosis : How Schizophrenia Became a Black Diseas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9.

2. 此文改寫自 Wu, Harry Yi-Jui (forthcoming). What can the study of ‘lunatics ’ in Hong Kong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mental health in East Asia?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66 Behavioral Sciences.

3. Szto, Peter. “Psychiatric Space and Design Antecedents: The John G. Kerr Refuge for the Insane.” In

Psychiatry and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Howard Chiang, 71-9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4. Sinn, Elizabeth. Pacific Crossing :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6. 參見李兆華 、 潘佩璆 、 潘裕輝 (編)，《戰後香港精神科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2017)

7. Hou, Wai Kai, and Brian J. Hall. “The Mental Health Impac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The Lancet Psychiatry 6, no. 12 (2019): 982;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Kathy S.

M. Leung, Cynthia Yau, Candi M. C. Leung, Phyllis Lun, Francis P. Flores, et al. “Depression and

68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