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屋村仔到英軍樂手

小時候在公屋長大,那時我是如何都想像不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英軍樂手。 

筆者出身普通草根家庭,家裡也沒有什麼閒錢給我學琴。首次接觸樂器,還是在剛升上中一時報學校樂器班,學費還要靠音樂老師幫忙向保良局申請獎學金解決。也許是得來不易,我格外珍惜這個機會,那時的中學到中五便要停止一切課外活動專心應考。在有限時間內,我終趕及在三年內考了八級。因為沒錢,樂理、聽力考試大多是自學的,伴奏則找同學仗義幫忙。也許自那時開始便練成了「限米煮限飯」的本領。

那時我基本功未穩,也全無經驗,拿著一紙八級證書便出來誤人子弟,現在回想起當初教的東西還真教人汗顏。後來認識了幾位授業恩師,在他們的推薦下重新考入中大音樂系,才慢慢在音樂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香港,以興趣作為職業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音樂這種燒錢的玩意,而我卻在足夠的幸運加持下以極有限資源成為一位職業樂手。香港的音樂界很是怪異,曾經有中介公司「建議」我考取五級敲擊樂證書然後教學校敲擊樂班,在玩獨立樂隊時期玩過不少「曝光機會即是酬勞」的演出,被拖欠薪金也是平常事。但同時也教出過青出於藍的學生,為學校由零建立起一隊管弦樂團,也有過不少難忘的幕前演出。

大約在二零一七年吧,我有感在音樂上遇上了瓶頸,有了轉換環境的想法。那時我剛巧看到一位前輩在英國成為御林軍樂手的報道,看到他穿著軍服威風凜凜地站在白金漢宮前表演的樣子,又知道只需持有 BNO 便有資格參加英軍,便開始對這職業產生極大興趣。

記得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時,英軍最後一次在港演奏軍樂。那時幼小的我甚至未開始學音樂。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裡,曾經有不少英軍為了守護香港,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這些英靈的事跡漸漸消失在去殖化政策中。殖民歷史固然不光彩,但英國人留下的美好文化,卻相當值得發展下去。

但畢竟我那時在香港生活舒適,雖然藝術上不如意,但平均來說一天只需工作三小時便足夠生活的收入還是很難割捨。再加上在海外參軍的程序繁複,結果報了兩年都還在報名階段。

然後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香港多年來累積的社會矛盾終於徹底爆發。

老實說,反送中運動對音樂行業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整體而言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下去。真正對行業的毁滅性打擊,是半年後的武漢肺炎。

學校停止面對面授課,所有大小表演取消,包括筆者在內的大部份音樂人,工作幾乎都處於停頓狀態,就算之後很快興起了網上授課甚至演出,但對管弦樂器來說也非常不便。行內不少家底不夠厚的樂手為了生存,只好去兼職送外賣、文員甚至職安真漢子也有。

不過,筆者現在回想起來,還得感謝他們毁掉了我的音樂事業。

二零二零年七月英國政府推出 BNO VISA,筆者幾乎沒怎樣考慮,三個月內便打點好一切,和妻子坐上了飛往英國的飛機。

初到英國,正值初冬和第二次封城,就連本地人也很難找到工作,更不要說連 NI number 都未有的我們。還好靠著積蓄和網上授課,我們撐上三五年還不成問題。那段日子大部份店舖都不開門,平時除了早上授課,便是和妻子下廚,兩口子生活倒也自得其樂。

不過我沒有放棄那個軍樂手的夢。在那幾個月,我一直有保持鍛練身體,也因為陸續有正式英國地址、電話號碼、NHS 和 NI 號碼等,我的申請檔案越來越像樣,終於在英國解封後一個月,我得到英軍的面試機會。

也想不到,我來到英國的第一次正式演出,便是在著名的皇家軍樂學校試音。結果我憑著一曲巴哈長笛 A 小調無伴奏組曲順利過關。接著也陸續通過體能測試和背景審查等,終於正式進入軍訓。

還記得當日收到英軍取錄信時,我激動得摟著妻子哭起來。但原來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當時我自以為一直有鍛練,軍訓怎樣也不會太難。但僅僅過了一天,就發覺自己錯得多離譜。

在軍營裡,教官無時無刻都會挑剔你,而我在此前只是個純粹的樂手,毫無軍事訓練經驗,簡單如步操我都覺得甚難上手,結果自然招來更多責罵和懲罰。

而軍訓的工作時間,是由早上六時到晚上十時。

用餐時間名義上是一小時,實際上只有十分鐘,但沒有人會想餓著肚子去訓練,不然必然會暈到,而且這也時常發生,然後那人便會受罰,罪名是「不懂照顧自己」。

上體能訓練堂時,教官會檢查所有人的水壺,如果有人不是滿的,那他以外的所有人都要受罰——因為在戰場上,沒有足夠食水的他已經死了,而作為同僚的其他人則要想辦法搬他回去。

如果說在軍營訓練是高壓,那三次野外作戰訓練便是真正挑戰身心極限。因為是模擬真正作戰,什麼壞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那五天,我們只有極少時間休息,大概睡兩小時便要起來站哨。有時剛剛拿出睡袋鑽進去便遇到敵襲,又要急急收拾一切拿槍還擊,然後背著三十多公斤的行裝急行軍。

好死不死,我進入軍訓時正值冬季,在雨中、雪中甚至冰雹中作戰也試過。

我在軍訓中一直咒罵著為什麼自己要受這些罪,也不止一次想放棄,甚至退伍信都寫好了,但最後都沒有交上去。後來我才知道,軍訓的設計就是想你放棄。比起體能和作戰,他們更著重鍛練意志力。

現在回想起來,我都不明白當時是怎樣捱過來的。大概是夢想和家人一直支撐著我吧。

很多人覺得軍樂手的工作不就是演奏音樂嘛,為什麼需要那麼多的體能?

事實上我們的工作的確可以很體力化,甚至有一定危險。作為軍樂手,我們的工作最主要是步操演奏。在一個沒有演出的正常工作日,我們早上大約七時就需要回到軍營準備軍服和樂器,接著和整個樂隊一起練習在戶外步操的 marching band,然後下午是室內坐下的 concert band。正常來說,我們一年大約有約五十至一百場大大小小不同場合的演出,小至節日火車站表演,大至國葬都會見到我們的身影。幸運時演出那天沒別的事做,演出完畢就可以放工,但有時可以非常要命,例如之前英女王國葬,樂隊每天凌晨三點就開始要集合採排,每日可以做二十小時。

樂隊作為軍隊甚至國家的「門面擔當」,平均每年都有機會到海外演出,包括一些比較不安全的國家。在戰時,樂手更會搖身一變成為戰士。所以平時除了訓練音樂和步操,樂手亦需要練習負重跑、槍擊一類作戰訓練。

既是樂手,又是戰士,這個矛盾便是軍樂手的寫照。

可是,這卻是我正正最想做的事。

好不容易撐過軍訓,終於能放下步槍,拿回樂器,我非常慶幸自己有經歷過完整的軍訓。這種經歷,不正正是我一直在苦苦追尋的歷練嗎?在軍訓中認識了很多不同國籍的同伴,從他們口中我更加認識到世上不同地方正在發生的事,也驚覺原來自己一直以來的眼界是多麼狹窄。現在看《鋼琴戰曲》,對我來說會有更大共鳴吧。

在軍樂隊中不乏頂尖樂手。別說是工作上的合作,就算是和他們平時閒談,說起嚴肅的音樂話題,也使我大有裨益。我也終於明白自己的瓶頸在哪。如果困在一個城市,就算練得多好,終究是閉門造車。大家都愛到外國進修,不單單是為了一紙証書,更多是啟發和靈感。

相對於香港,出奇地英國人口比例上學樂器的人並不算多,當我和同事說起香港的學校有所謂一人一樂器政策時,他們甚是驚訝。不過,這裡的音樂學習風氣卻又遠比香港好,他們大多是真心對音樂有興趣才會開始學習。我其中一位同事自從五歲便已是超級軍樂迷,每一首進行曲都能倒背如流,而如今他真的成為了軍樂手,名副其實以夢想為職業。

這就是自由的可貴。

在香港最後一年時,年輕人承受的欺壓都揪著我的心,使我深深體會到一介文人在亂世之中是何等無能為力。那時我就很想令自己變強,去保護弱小。

變強的結果是美好的,過程卻是無比痛苦。通過殘酷的訓練,我終於理解到,自己的弱小不在於身體,而是意志力。

也是為何當我在通過軍訓正式回歸樂手後,多了一份榮耀感。這是我在當軍樂手和平民樂手時的最大分別。

以前,我的音樂只是在表達自己,而現在,我是代表著軍團、國家,必須腰板挺直、無比自豪地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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