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研究、文化實力跟大中華膠說再見

香港民族思潮自 2012 年反國教運動開始萌芽，到 2019 年時代革命，香港人以行動向全世界公開宣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但在西方政界、學術界以至普通人眼中，這一切有意義嗎？過去認為中港台都是「中國」的西方人，在 2022 年的今天，仍會認為香港與中國沒有差別嗎？這些「西方版的大中華膠」，會對阻礙香港民族發展嗎？

為解答上述問題，《如水》訪問了張崑陽、劉祖廸及鄺頌晴三位一直參與海外遊說及政策倡議工作的社運人士。

「所謂大中華膠，我覺得會絕種。」劉祖廸在訪問中說。他與張崑陽都覺得 2019 年後，世界大幅增加了對香港的了解，令香港與中國的差異更明顯；但中共在語言上的壟斷地位及民族主義等因素，仍對外國將香港視為獨立主體構成影響。

雖然是瀕臨絕種，但「大中華膠」仍然存在。鄺頌晴就指，德國有一批政客，受該國本身歷史影響，在理解政治及歷史脈絡時對中國多持包容同情態度，坦言彼此難以互相理解。

張崑陽亦提到，在學術層面，香港無可避免會被列入中國研究的範圍內。他認為參考台灣研究的軌跡，壯大獨立的香港研究會是出路，「要讓人知道香港本身已經好值得研究」。

三人亦同樣認為，在政治及學術以外，香港人可以由自身出發，在社會及文化層面向西方社會突顯香港民族的獨特性及力量。

政治世界的香港認知度

「經過這 3 年，政治人物基本上都可將香港人同中國人區別，始終香港一向都很國際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城市。就算他們不知道什麼一國兩制基本法，都起碼知道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在回應西方政客是否普遍理解香港與中國有別時，張崑陽說。

劉祖廸亦有類似看法。「2019 年革命前，外國人未必知道香港在哪裡，亦未必知道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但 2019 年有很多香港相關報道、紀錄片、甚至是外國人的 YouTube 節目，大家就明白香港與中國有不同。」隨對香港的認知提高，劉甚至說，「所謂『大中華膠』，我覺得會絕種。」

不過，在德國有較多與政客交手的經驗的鄺頌晴有另一看法。

「（有一批政客）受本國歷史因素影響，理解世界政治和歷史脈絡，與我們作為被壓逼者從帝國夾縫中觀察的視野相當不同。」她形容這批政客，「會覺得中國自清末開始被列強打壓，反抗是逼不得已，現在的擴張正是對西方擴張主義的反擊。」她甚至曾聽過有人說︰「你會否認為中國要這樣做，是因為美國或歐洲以前太過份？」鄺頌晴坦言，其實難以理解對方想法。她亦指出德國政界對外交議題相當保守，在「一個中國」議題上非常小心。

張崑陽覺得，此類政客因種種不同原因，例如出於對美國的反感，或受中國古文明、文化吸引，認為不應苛待中國，「他們無法理解中國已成為一個霸權，對中國有錯誤的包容」，雖然這類政客並非主流，但在某些國家會較有影響力。

他亦提出另一個因素，「語言上的壟斷亦會造成思維上的壟斷，覺得所有事都與中國有關。例如 Chinese 一字，好多人不太懂得分別，會問你是不是說中文，即使你同他們解釋，有時他們都會覺得很混淆，要再說明即使同一種語言，都不必然代表來自同一國」。

他指中國政府亦有通過操縱民族主義情緒，令許多移民海外多年的中國人，即使已入籍他國，仍會認為自己作為華人、華僑要對華夏土地有所貢獻。

劉祖廸亦同意，指不少字詞其實隱含大中華思想，如「內地」一字。「香港的內地是黃大仙不是中國。」

而在學術界，社運人士亦認為有關香港的討論，會無可避免被納入中國的範圍。

張崑陽舉例指在出席研究會議時，例如有一場「中國人權情況」研討會，就會找他作為香港代表參與，同場可能亦會有如西藏、台灣人、甚至中國民運人士等代表，但大家可能只集中講述自己認識的範圍。

「其實內心有一點 odd （不以為然），我重點想講香港人權狀況，但他們將香港放入中國這個大範圍的討論中。我明白這是實際考慮，當香港的抗爭降溫後，不是每場研討會主題都可以只為香港度身訂造，故他們將主題擴大的確可吸引更多聽眾，引起更多討論。唯有屆時同聽眾說明我只能就香港方面的事發言。」

張崑陽：香港研究或是出路

長遠而言，張崑陽認為，專門的香港研究或者是一條出路。

他解釋作為參考對象的台灣研究發展多年，台灣人會向不同大學捐款，建立獨立的台灣研究學系，近年在華府亦有專設的智庫 Global Taiwan Institute（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當有足夠學者及智庫意識到討論香港例如金融政策等題目有策略性作用，對研究整個亞太區域有貢獻，香港研究就有機會從中國研究分拆出來，培養更多研究香港的專家學者。

「不單要讓世界知道香港與中國有不同，也要在香港抗爭運動不是處於高峰時，仍為香港作（學術研究），讓人認知香港仍對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值得討論。」

他指其實 2019 年世界因抗爭而突然關注香港，但不少專家並非真正熟悉或理解香港，故他希望香港研究壯大後，可以舉行專門的香港研究會議，推進知識或實務上的研究，甚至可以讓智庫提出政策文件，給最終政策制定者考慮、討論及推進。

劉祖廸﹕借助中國角度是策略取捨

劉祖廸就覺得，通過一種「中國角度」帶出香港議題，這是一種策略上的取捨。他舉例指，自己在 Twitter 簡介，有提到自己是香港及中國的社運人士，當有媒體就中國人權情況提出查詢，他就可以連帶提及香港，增加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純粹是策略需要。只要策略目標清晰就可行，這並不代表我是『大中華膠』。」

鄺頌晴亦同意，在學術圈子中，需要更多香港學者填補空缺，「例如政治、文化研究等，要用香港學者身分去做相關的研究、討論，否則這些空缺將會被他人填上。」

三人在訪問中亦有提及，除學術及政治層面，海外香港人亦可在日常生活中帶出香港與中國的不同，令一般外國朋友亦更理解香港的處境。

「他們不是奉旨了解（香港與中國的分別），畢竟亞洲的事對他們而言很遙遠。普通人當中可能十個有九個都未必太了解狀況。」張崑陽指，民間外交有賴各地港人通過身體力行，在融入當地社區時強調香港人身分。

「他們未必會記得幾年前在地球上另一角落發生過什麼事，但透過你的故事，他們會記得我有一位鄰居，因被迫害而來到這裡。」

他亦強調，各地香港人除通過宣傳香港文化，顯示與中國人的區別，也可在關鍵時刻發揮政治影響力，故希望港人可建立更多同鄉會性質的組織。

「我們可以在有事發生時，向政客發聲，例如在遊說時，向他們說明在他的選區內香港人有多少，並強調我們全部都是選民，我們有以下需求，請你正視……」

政治上，張指香港人可以向政客施壓。而文化上，他則認為港人可以透過美食等軟性手段，令外國人理解香港在文化上不同於中國。

鄺頌晴：港人散居仍可發揮群眾壓力

鄺頌晴提到，即使港人未必聚居於同一地區，但同樣可以發揮群眾壓力。她表示在奧地利，當地港人人數不多，但通過與議員的會面、遊說，亦成功讓奧國政府承認 BNO 的護照地位。

「對我來說，離散不代表我們一世要住在外國，我們始終有一天要返去香港。故即使離開了，我們仍然可以行動，特別是可以投票的人。」她說。

劉祖廸最後亦提到，不時會遇上無知的外國人，「他們未必是『大中華膠』，但見到你是黃種人，會同你說『Ni Hao』。」他認為如果對方是朋友，可以告訴他，「其實我們香港人打招呼會說『Hello』的。」

「近年香港有很多大眾向的歷史書。作為香港人，我們應該要（透過這些書籍）學習、認識更多，保留自己的根，並創造更多與當地人溝通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