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自己的時間 —— 讀《時間的政治價值》

面對這一整套威權的時間秩序，

我們應如何打亂它，

並建立一套屬於香港人的民主時間秩序？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暴動罪罪成，判囚七年。」

時間的價值、沉重與不確定性，我們彷彿都感同身受，但當話都到口邊時卻又感到難以言喻。我們若是說，香港人已經沒有時間了，香港人卻又好像身處一場漫無止境的政治寒冬之中。我們若是說，時間站在香港人這一邊，時間又好像已成為極權用作懲罰香港人的工具。若我們的生活、壓迫、以及希望都離不開時間，我們應如何理解時間這個概念，如何理解時間與政治的關係，又應如何書寫香港人的時間處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 Elizabeth F. Cohen 在2018 年出版的《時間的政治價值：公民身份、持續時間、及民主正義》（The Political Value of Time: Citizenship, Duration, and Democratic Justice）或許能給我們一個梳理這些問題的理論框架。對 Cohen 而言，存在於時間的框架上的，不僅僅是人──每一個政權亦必須通過時間確定自身的主權並管治人民。故此，時間既是對人們有價值的東西，同時亦是一套秩序、一條邊界、一個用以管治的工具。Cohen 一書旨在論述現代民主政體如何確立自身的時間秩序、如何以此秩序作出管治，並討論如何以民主及正義原則去衡量這套秩序。不過，此書既然是以討論民主政體為主，其框架自然不能直接套用於理解香港之上。所以，與其總括她整本書的脈絡，筆者決定挑選出她論述時間與主權、管治、民主、正義以及抗爭之關係的部分，從而思考這些關係如何構成香港的時間秩序。

時間與主權

Cohen 指出，每一個主權國家都必然有其地理及時間上的邊界。地理邊界我們均耳熟能詳，邊界定義的是一個國家主權所能觸及的地方。邊界之內為國土，之外則為異邦。但時間的邊界呢？Cohen 以一個有趣的典故展開她的回答：「死線」（deadline）一詞的原義，並非提交作業或工作的期限，而是源於美國內戰時軍事監獄的邊界及其所指：「越過這條線就射死你」。原用以劃分地域邊界，「死線」於現今的用法，即使不再指涉地域上的界線，卻仍帶有其原初「區隔彼此」的意思。死線劃分了兩個時期：死線前是「準時」的時期，死線後則是「逾時」的時期。

所謂時間邊界，就是一條用來劃分時期的線。立國之日，就是一條最根本奠定主權界限的時間邊界。舊政權對國家的主權在這一天正式宣告結束，新政權的主權則由當天往未來延伸。Cohen 指出，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會在憲法中列明其憲法何日開始生效，而更戲劇性的，如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在法國大革命後採用法國共和曆以象徵開啟全新的社會模式，而德國則在二戰後以「零時」（Stünde Null）標誌納粹德國的結束，以及新德國的開始。兩國的用意均在打破舊有的一套時間秩序（temporal order）並確立自身的時間秩序。我們可以把一套時間秩序理解為一個國家的時間表：當一切都順著這個時間表進行時，這個國家便可說是成功維繫了其時間秩序。

其實，我們可以在 Cohen 所提供的例子旁再補上一個。大家有沒有懷疑過：為什麼美國有六個時區，俄羅斯有十一個時區，同為「大國」的中國卻只有一個時區？事實上，在 1918 年，北洋政府根據中央觀象台的建議，曾把中國劃分成五個時區：崑崙時區 (UTC +05:30)、新藏時區 (UTC +06:00)、隴 蜀 時 區 (UTC +07:00)、 中 原 時 區 (UTC +08:00)、 及 長 白 時 區 (UTC+08:30)，而中華民國亦一直沿用該時區劃分。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決定統一時區，全國一律採用北京時間 (UTC +08:00)。此舉有兩重意義：標示中華民國主權的結束，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開展。此舉亦把時間邊界與地理邊界重疊起來，以塑造國民及國際上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實際上，採用北京時間對西部地區來說一點也不合理：日出時已十一點多，吃晚飯時已是半夜了。很多維吾爾族人堅持使用當地時間其實不僅僅是為了便利之故，也是為了確立他們是一個有自己時間主權的族群。因此在新疆問「現在幾點？」，絕對是一個徹頭徹尾主權認知的問題。

時間與管治

在最基本的主權邊界之上，政權還能設立各種時間邊界，從而達到不同的管治目的。舉例說，政權可以通過劃分不同時期論述一套官方的史觀，亦可以通過對這些時期作出不同的承諾及規劃。這些承諾讓國家內外的不同持份者可以合理地預測國家的走向並以此調整自己的計劃。換言之，政府可以通過劃分時間並作出承諾去調整這些持份者的期待，從而控制人口及資金的走向。中共當年在 1997 及 2047 劃下了兩條時間邊界，並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一大原因便是為了穩住外資企業的信心，使他們不要將資金撤離香港。

在社會層面，政權還能設立林林總總的時間邊界去劃分不同區域的管治手段及不同人口的權利及待遇。每晚宵禁，就等於藉著劃分白晝跟夜晚兩個時段，以合理化入夜後不一樣的管治手法。刑期，亦由兩條時間的邊界所框成。在第一條邊界（刑期開始）與第二條邊界（刑期完結）之間，是被囚者喪失一系列基本生活權利的時期。而保釋條款劃下的，雖然是較為局部的時間邊界，但無可否認的是，即使在保釋下的人與其他人共處一個社區，他們仍需要面對一系列不一樣的時間及管治規範。政權能通過時間邊界區分不同的市民，並以此分配權利及義務。單單透過保釋條款所劃出的時間邊界，政權就可以把社會分成不同的階層，並作出有差別的管治。

時間與民主

時間既是政權行使其主權的統治工具，亦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必要元素。一個「完善」的民主體制必然建基於一套完整的程序規則，而這套規則在設計上無可避免地要考慮一系列的時間因素。為什麼？一個民主政權的正當性來自人民的認可，而 Cohen 認為，這份認可是需要定期更新的。畢竟人口會變動、環境會變遷、政策會變更，即便三年前的大眾認可這個政權也不代表今日依舊適用：政黨更替是民主體制的特色。所以為了定期更新這份認可，選舉必須定期舉行。美國開國元勳之一湯瑪斯 ‧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更主張憲法也應該定期更新，以確保憲法得到當代人的認同。但雖說選舉需「定期」舉行，這定期應是一年，五年，抑或五十年？Cohen 指，這也是一套關於時間的學問。操之過急，選民則缺乏足夠時間搜集資訊、與各方討論、並作出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操之過緩，選民則失去熱情，並把選舉拋諸腦後。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背後是一整套時間的政治學。

時間、正義、抗爭

時間對我們的價值，部分源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不論想做什麼，都必然要花費時間去做。Cohen 認為，一個公義的政權必須平等的尊重所有人的時間。若兩人處境相若，政權卻差別對待他們的時間，這便是不正義。若兩人處境相異，政權卻無差別對待他們的時間,這也是不正義。在疫情影響下，兩個處境相若的小商家同時申請同一份補貼，一個商家只等了一個月就得到了補貼，另一個卻等了足足一年，這即是對後者的不正義。反之，讓每一個人都排同一條隊、都等兩個小時才能見到議員，卻不一定是正義：對於一個為了向議員申訴，而冒險手停口停的勞工階層來說，那兩個小時相當寶貴；但對於一個受薪在此等待的職業說客來講，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這規定就是對勞工階層的市民的不正義。

那麼，面對時間的不正義，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可惜，Cohen 在書中對「抗爭」的著墨並不多。但她提到，既然政權需要通過建立一套時間秩序去行使主權並作出管治，那麼抗爭者就可以通過擾亂這套時間秩序，從而撼動這個政權的統治基礎。全民罷工的威力能如此之大，就是因為此舉能完全停止整個經濟的時間。

短評：時間與香港

Cohen 一書最有意義的貢獻，是她道出了，時間並非一個客觀中性的媒介，而是一套政權行使主權、管治人民的工具。既然政治必須發生在時間的框架之上，政權就能通過各種時間的管治手法去規限政治。一般而言，由於「時間」一詞含意極多，亦往往非常抽象，很多作者都無法梳理清楚，而讀者則難以讀懂。Cohen 某程度上簡化了「時間」所涉的含義，讓讀者不會迷失在對文本的重重解讀之中。然而，本書的最大優點亦是其最大缺點。因為 Cohen 並不處理時間一題的其他維度（例如我們如何主觀經歷時間），令人覺得她往往只能點出時間與政治的關係，卻說不出這層關係有多重要。Cohen 在論述時間的不正義時，只能把時間說成「一件有價值的物品」，令人覺得她無法確切道出真實經歷過時間不正義的受害人的痛苦。因政治檢控而被判囚七年的年青人，失去的豈止只是一件有價值的物品？Cohen 在討論中簡化了時間概念的問題，同樣適用於對時間邊界的探討之上：這些邊界到底是如何我們經歷時間、影響我們的生活或這個政權與我們的關係？我們彷彿能通過 Cohen 的視覺，看見社會中一條條無形的時間邊界，同時卻又還是缺乏一套合適的語言去論述這些邊界為何值得我們的重視。最後，Cohen 似乎在說民主政體都在跟隨一套時間的秩序,但這是否真確？即使我們只談西方民主國家，但他們是否都在跟隨同一套時間的邏輯？我們又是否可以再更細緻地梳理出不同的時間邏輯？如果我們想用 Cohen 的這套理論去書寫香港，最後一個問題則尤為重要。

《時間的政治價值》給了我們一系列的問題及思考的起點，令我們明暸沒有所謂中性、非政治性的時間，但卻仍無法代替我們去思考答案。1997 年，正是一條時間上的主權邊界，標誌了英國對香港的治權結束以及中國對香港的治權開展。但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其實，當我們理解到這個承諾主要是為了穩定資本流動的管治工具時，自然不難理解：只要政治經濟格局有所變更，中共就不再有動機去信守承諾。那 2047 年這條時間邊界還有什麼意義？在這兩條最根本的時間邊界之內，還有許多的內部時間邊界，如近日種種看似毫無道理的宵禁令、強制封區檢測及停止晚市等政策。這些政策是如何在香港內部劃分出不同的「時區」？這劃分又為港共政權提供怎樣的管治效果？在種種「完善」選舉的政策之上，延遲選舉，又會如何為香港建立一套威權的時間秩序？理解時間上的管治不正義，又會否令我們更能論述我們所面對的壓迫？我們亦要問，即使兩個人面對同一份壓迫，但若他們處境相異，他們所受的痛苦會否亦有不同？一個十八歲的青年被打進牢獄三年，跟一個五十歲的中年相比，我們這時又能否斷定誰失去更多？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理解他們所失去的時間？

最後，面對這一整套威權的時間秩序，我們應如何打亂它，並建立一套屬於香港人的民主時間秩序？要回應這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更深刻理解香港的威權時間秩序，到底是一套怎麼樣的秩序。由此，我們急需一套香港的時間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