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面面觀】未受矚目的「國際戰線」

文/言、六月

由 2019 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從來都不缺乏「 國際戰線」的身影。海外港人透過登報、遊行、遊說當地政府等活動,盼能維持世界對香港的注意,在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隨著政治人物一個又一個的流亡海外,英、澳、加等國家針對港人推出「 救生艇 」計畫而引發移民潮,「 國際戰線」的含義和重要性一直被改寫。雖然大部分的流亡人士都選擇前往美國、英國或歐盟等實力足以抗衡中國的地區 ,試圖透過遊說倡議延續香港議題,但是直到現今,在一些香港人較少留意到的國家,其實亦有一班熱心的手足在默默繼續他們 2019 年開始的工作。當自己的行動對國際地緣政治、香港本身的情況影響甚微的時候,令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呢?「 國際戰線」對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訪問了身處挪威和日本的香港人。說到挪威和日本,不少人第一時間便聯想到村上春樹,其實兩個國家都擁有活躍於當地的港人組織。這個專題我們跟挪威香港文化協會的 N、Stand with Hong Kong Japan 的 S 和 Will 談談,了解他們參加運動的初衷、經營組織面對的挑戰、港人與當地政府人民的關係、和怎樣看「國際戰線」。

文章的第二部分訪問了一個名為「 住家飯 」的英國香港人行動。談到「 國際戰線」,不少人會立刻聯想到許多和國際政治關聯的行動。談到「 社會關懷」的行動,不少人未必會立刻聯想到對「香港人 」在海外建立身分的重要意義。但對於不少流亡的手足而言,三餐溫飽和關懷其實是非常迫切的問題。這部分的訪問會談到「政治」和「關懷 」是如何透過「住家飯 」的行動建立。

挪威的香港人

Q: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在海外參與支持香港的活動的起因嗎?

N: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因為 19 年反送中開始,然後一直做下來。挪威香港文化協會是在 2019 年八月成立的。我本身是長居在挪威的,覺得已經融入當地社會,但不會說自己是挪威人——說是「挪威的香港人 」可能最合適吧。

Will:日本的情況有點特別——這裏有很多有關香港的組織,而我和 S是屬於同一個組織。我們全部都是素人——組織在 2019 年六月開始活躍,我在八月開始參與,然後做得越來越多。我原本是以工作假期方式在 2018 年來日的,現在我負責聯絡媒體、和其他組織協調。

S:我 19 年六月開始在網上做翻譯,然後亦加入日本這邊幫手翻譯。現在我主要負責寫作。

Q:進行遊說 /倡議或政治活動時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

N: 我們不會直接政治倡議,但是偶爾會會見一些政治人物、議員等去解釋香港的近況。我們很多時候是透過媒體報導或其他的活動去帶動香港議題。最近因為香港的示威被鎮壓和世界各地疫情,媒體對我們的關注減少了。

Will & S:最近最大的挑戰應該是疫情,令我們很多活動、計畫都遇到阻滯或停了下來。撇除疫情,我覺得在日本進行遊說和倡議工作可能比英美困難。日本人非常政治冷感,甚至政治家都很被動——他們偏向保守、不會承擔政治風險而主動行動。因為他們做或不做什麼,基本上都不會影響選民的決定,所以冒險並不符合他們自身利益。再加上很多政治家和他們的助理英文都不好,所以很少會碰外交議題。幸好我們的成員日文很流利,和他們見面的時候可以直接溝通,向他們解釋香港發生的事。我們每次會面都會充分準備,因為有時候議員缺乏對香港情況的基本知識,我們需要詳細地和他們解釋。

Q:遊說 /倡議的目標和重心會怎樣迎合當地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N:我們其中一個重點是反對 2016 年挪威和中國的雙邊關係正常化聲明——這個聲明標誌了中方停止其多年來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奬後「 雪藏 」挪威的外交措施。還有現時政府正跟中方磋商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內容進程非常不透明,我們也希望可以阻止。我們會透過會面、投稿報章、發聲明和聯署嘗試施壓政府和引起挪威民眾的注意。我們認為「 人權 」是向挪威解釋香港情況最好的途徑,因為各黨派、整體社會都會理解和支持人權和民主等價值。我們會和所有黨派做outreach,但反應因人而異——有些黨會熱衷一點,有些則沒有回音,但我們也會持續嘗試和那些黨連結。

總括來說,自由黨和社會主義左派對抗衡中國的議題比較有興趣。剛好今年挪威有大選,現在掌權的是保守黨,可是這次選舉工黨可能會贏,那我們面對的情況又可能會轉變。政黨對香港議題、中國議題的興趣也會因他們是在野黨或執政黨而受影響——在野黨對我們興趣會大一點,因為執政黨很多時候有一些經濟、外交上的顧慮。

Will & S: 其實目標上跟其他國家分別不大,都是圍繞中港人權問題遊說日本政府改變姿態和政策,例如倡議禁用新疆棉、針對港人提供優惠的移民政策等。日本朝野因為和中國的經貿頻繁和經濟依賴,普遍比較親中,我們倡議時可能比起西方國家要調低期望。我們要bipartisan 的話也有很大的挑戰——因為一些黨派明顯比較親中。再加上「 反中」這詞彙在日本比較敏感,我們會改用「對中政策 」。

日本國會的跨黨小組需要來自各黨派的代表參與才能成事,所以當我們籌備跨黨小組的時候,名字改成「 人權 」,這樣會令跨黨小組的認受性更高,讓更多議員參加。用「 人權 」來解說香港,目標是將我們的議題跟人權和民主自由掛鉤。現在這個小組會關注國際人權問題,包括香港、新疆、最近的緬甸等。我們的角色便是解釋各種人權問題背後的中國元素,例如中國和緬甸軍政府的關係。然後媒體本來( 2019 前)對「 港獨」這概念很避畏的,可是上次會面請了獨立派人士(香港建國聯盟 )他們好像也沒太大反應。

我們在日本民眾的支持者多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們可能因為見證過 97之前的香港,明白和喜歡原來的香港吧。也有一些在日的外國人,例如德國人,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每次活動都會很努力的連繫當地人,如在大學舉辦交流會、藝術展覽等,希望吸引多些人注目。

Q:遊說倡議之外,會籌劃什麼活動?

N:我們主要搞街站、連儂牆、放映會、圖書館討論會、在報章寫文等,比較少示威。十一等重要日子我們會和藏人、維吾爾組織一起發起行動。我們亦聯同瑞典、丹麥的組織在 2020 年頭安排了一個 delegation tour。

Will & S: 之前說過,這裏有很多有關香港的組織,有些是專搞藝術展的,有些是遊說國會的,然後 SWHK 主要辦遊行。遊行可以吸引到途人的注意,向日本人解釋香港發生的事。本地人很多因為外語不好,對日本以外的事情了解不深。

你可能聽過平野雨龍( 鈴子)——早起我們因為對日本這邊辦遊行的手續不熟悉,她也幫了我們不少。我們 19 年八月開始搞遊行,在 Twitter 宣傳,然後陸續有些媒體報導我們的活動,例如大紀元每次都會來( 他們的讀者都關心中國議題),日本電視台TBS、NHK 都有採訪過我們。因為疫情關係,我們暫停了遊行和群體活動,最近都是集中在網上。六月份我們連同 AsiaDemocracy Network 舉辦了關於奶茶聯盟的講座,有來自印尼、日本、緬甸的講者。除了SWHK,其他組織舉辦過藝術展、文化祭、食品節、講座、放映會、交流會等,有很多類型的活動——當然這些也受疫情影響。

Q:你所在國家對香港和中國議題的取態,怎樣影響你們策劃的行動?

N:其實之前也說過,我對現在執政黨的期望不高,不覺得他們會有什麼實質的行動或表態。可是媒體的持續關注也令我們振奮,他們自 2019 寫了不少圍繞香港情況的報導和訪問。

Will & S:就算是疫情之前,日本有些人如果看見外國人在示威也會不滿,他們想:你們為什麼跑來我的國家去做這種事情?你隨便去網上Twitter 看看也不難找到這樣的評語 ——所以我們搞遊行也很在意本地人實體和網上的反應,不希望因為想把香港的事傳開去而弄巧反拙。尤其是 2020 年 4 月開始,顧慮日本這邊的緊急狀態和可能受到某些日本人的批評,我們也沒有再搞實體活動,只參加了其他抗中組織舉辦的大型示威。

我們 2019 至 2020 年舉辦了多次以香港為主題的遊行,但當然隨著國際對香港的注意度降低,日本這邊的關注也冷卻了。所以我們會聯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 例如維吾爾組織 )去搞活動,增加我們的靈活性。維吾爾人在這裏做倡議的歷史悠久,是一個扎根於日本社會的群體。亦有一些中國的民運維權人士,日本算是他們的一個基地。媒體的注意也減低了,他們會報導一些大事( 例如 47人案件)可是篇幅很短,比不起 2019 年甚至會去香港採景;最近多了香港人移民,開了一些餐廳和商店,媒體也有報導來日的香港人。可是夏天蘋果日報那宗新聞他們卻很留意,報導裡有訪問到 Will。

Q:當地港人人數比較少,會為日常營運帶來挑戰嗎?會否令你們的關係更緊密?

N:雖然有一些會員是學生,我們最核心的搞手都是長期在挪威的,然後有一些成員是挪威人。我開始之前亦沒有預測到會和那麼多香港人在挪威聚在一起——自 2019 年起,我們不時都會見面和聚會。

Will & S:日本的確比較少長居的香港人。在日香港人都比較年輕,很多是二十多歲的留學生。然後有部分成員的日語不太流利,所以搞活動的時候有些限制,例如遊行或擺街站的時候,要跟途人解釋我們到底抗議什麼就會有點吃力。人手不夠是我們一個主要的挑戰,會影響我們計畫的活動種類和規模。其二便是經濟限制,因為我們的成員全都是義工,特別是運動早期有些人會差不多全職去做有關香港的事情,令他們收入不穩、生計受影響。那當然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狀態,所以我們都說要「搞掂自己先 」。

因為緊密合作的緣故,我們成員的關係不俗,在爆疫情之前都有聚會的。遇見一班可以談得來的新朋友,也是一件幸運的事情。當然也有一些摩擦 ——我們有一個成員因和其他人意見不合所以淡出組織,他好像沒有再做有關香港的事了。

Q:說起「國際戰線」你會想到什麼?你會如何定義「國際戰線」?

N:是為了引起外國人的關注吧——很難說最終是否會幫助到香港。我們的目標可能是將香港議題帶到當地,提升他們的注意。有一些國家,例如英美,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大,相對在國際戰線上比較重要吧。

S:國際戰線並不只有「 政治」的一面。我們在香港以外保留的文化和歷史,也是一種國際戰線。

Will:其實不論你身在何方,只需要你繼續挺行這個世界或不同國家關於香港的故事,還有繼續聯繫不同的海外香港人,就算你是在香港開一個Twitter引起外國的注意,你都可以是一個國際戰線的參與者——是定義於你的行動和動機。

Q:你覺得自己在打「 國際戰線」嗎?你覺得現在做的事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N:算是吧。( 那你覺得國際戰線現在最應該如何有效地「 打」?哪些做法會影響國際戰線的成效?)當挪威跟中國有什麼協議,互動的時候,我們希望讓當地人更小心地思考會有什麼影響和後果,例如自由貿易協定會不會被中國變成工具,達到其政治目的,令挪威在其他問題上噤聲,或變相支持壓迫維吾爾人等。希望我們現在做的事,可以避免像中挪簽署雙邊關係正常化聲明然後挪威噤聲的情況再出現;希望支持人權民主自由的國家能繼續積極發聲。

我認為國際戰線並不是一日見效,可能多年後才能看見影響。重點是連繫各地的香港人,把香港的語言、文化承傳下去 ——讓更多人記得和認識到香港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香港發生的事為什麼是這麼難接受。我們想告訴挪威人香港雖然沒有普選,但曾經像挪威一樣那麼自由,而這一切在很短時間內變了,所以他們現在享受的權利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S:如要說,我可能是…… 卒仔?始終都是匿名的狀態參與,覺得自己未去到「 國際戰線」那程度。唉,這個怎麼說呢——我沒視自己為國際戰線,我只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香港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包括香港的政治、文化、歷史。

Will:我覺得我絕對是在打國際戰線——我們正在提醒日本政府,他們需要在香港的事務上做出一些回應、不同程度上的政治行為或策略。同時我們亦有促進文化交流,和日本的民眾以遊行、交流會等活動進行更深入的交流,推廣香港文化。從我角度來看,我們是在國際戰線上努力的一分子。

始終日本的情況跟其他國家不同,要有它獨特的方式去進行,有時候不能像英美一樣那麼快推出一些制裁和積極的政策。當然那也是我們倡議的終極目標——制裁、放寬移民政策等。我們預想( 日本)未能夠承諾這些事情,會否可以打擦邊球,例如不能反中的話,透過人權框架去討論香港發生的事。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最重要的是保持香港與國際的資訊流通(例如國安法有多少案件、判了多少年),無論是網絡上、或各國的國會,不同層面上都需要。悲觀的說,香港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發生大型的抗爭活動,可是我們也不能預測未來——可能明年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也說不定。雖然可能處於很被動的狀態,我們只能繼續做,繼續告訴他們香港的人權問題,然後如果某天有重大發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整合一直以來的資訊,向日本國會議員表明,中國的情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醞釀已久、真真正正需要處理的問題。

英國「住家飯」 計畫

Q:可否簡介一下你們的行動?

陳:我們的行動是分享一些住家飯給不同的手足。我們以往在香港好鄰舍北區教會有一些經驗。當時在反送中的時候,因為社會撕裂,有些年輕人需要食物,我們用聖經教導的「給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的方式向他們分享食物。現在我們在英國,許多流亡的年輕人都是住在家長屋。其實很多時候都有好強烈的隔離感,例如中秋節,可能無法與家人過節。我們希望可以有食物的支援,同時以支援、關懷和互助的工作,和這些年輕人建立關係。我們首先做配對的工作,然後找願意做飯的義工,好像香港的 Deliveroo 那樣送過去。我們會按照年輕人的需要安排配對,同時也會關顧到情緒、健康等方面,形成一種「互為關顧 」的關係。

F:首先我們是用telegram 聯絡,我們會用bot 報名。這個設計是為了方便大家一開始不需要提供過多個人資料。我們只需要他們提供基本的居住區域,再以Google Map 的 postal code,看看我們如何組織到願意提供膳食的家長。當我們知道他們的性別、歲數、膳食提供的方式( 外賣還是上門吃飯)之後,我們就會安排 online interview,以更加了解他們,看看家長和
吃飯的朋友是否合得來。

S:這個目的是為了確保大家安全,避免混水摸魚的人。我們也會有一些檢查方法,也會問一些問題,來保障參與者都是有心參與的人。有這樣的安全機制,反而令參與者更安心。我自己在運動裏面都認識許多年輕人,大部分人都不是因為經濟困難所以來一同吃飯。許多時候,是因為寂寞,希望可以找到更多香港人互相聯繫。而就算是負責煮飯的參與者,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方式認識更多香港人。

陳:昨天我在 Bristol有一個祈禱會,當中我就詢問參與者是否有興趣參與「 住家飯 」計畫。祈禱會完畢之後,有幾個人來找我,都說希望可以聯繫到香港人。通常在我們的行動裏面,煮飯的人會比較多。而大家都希望可以組織一個安全網,幫助一些手足。有一些人可能是居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但都願意落手落腳幫忙。

Q:這個行動本身有信仰背景,你們會如何思考信仰和行動之間的關係?

F:大家其實也是人,在行動裏面,我們不會要求參與者必須有信仰。不過有些參與者可能在參與過程中,也會提出他們希望「 返教會」。我們都會邀請他們參與聚會。

陳 :其實基督教信仰有兩個主要的理解,就是福音和文化對話。我們覺得,耶穌在做門徒訓練和宣教也是與許多人吃飯。其實一些年輕人他們可能沒錢吃飯,但他們很難開口問。香港有四百個義工但英國這裡的scale非常不同。我們現在還是很努力地編織這個網絡。最重要是一些香港移民過來的人可以settle down,例如有車牌之類。而來英國的香港人都係很有心。他們的政見相似,也很有愛心。當我在倫敦舉辦集會的時候,我深深認同香港人真的不要有所謂的「 山頭主義 」。我們雖然有信仰背景,但我們集會的主辦單位直接叫「香港人 」。

Q:談到移民和settle down,你們的計畫會如何幫助他們融入到這個社會?

S:有些參與吃飯的年輕人,他們是剛剛來到。他們融入這個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必須擺脫那種認為是自己一人在這裏的感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依然有人默默支持他們,這才可以讓他們融入社會。

F:其實時間是可以成為任何一個初到他鄉的人,撫平傷口的解藥。許多人因為剛剛來到,失去所有朋友,甚至有語言的困難。他們也要踏出自己的一步,去參與和認識香港人,這一步確實要自己走出去。我很開心有些參與者因為參與這個 program而覺得「 warm 左 」。一些手足在初期來到英國會遇到一些心理健康不理想的情況,而這個計畫在「 食飯 」的行動背後,其實代表著更多的關懷。

陳 :我試過幫一個手足尋找一些地區教會的支援。這個手足有財政困難,不夠錢吃飯。然後接觸的教會有一個弟兄約了這個手足出來買飯菜。他說,因為他們本身不希望「 派錢 」,希望約這個手足出來一同買食物。但其實這個過程難免會出現一些尷尬的情況。因為雙方其實互不相識。然而,一些老華僑/ 香港人會覺得這些新來的香港人也必須努力適應這裡。有時候甚至會有一些既定印象,以為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只要努力找工作,甚至打黑工就可以。但他們不了解如果這些手足打黑工的話,只要有一個人向英國內政部通風報信,他們的申請就會泡湯。所以在要求他們努力返工之前,其實手足更需要的,是要settle 好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而我們觀察中可以看見,其實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想自力更生,但是錢不夠是個問題,例如他們搭車出倫敦參與集會,也是一筆車費。

當我們要談到民族認同和身分的時候,有些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會說,BNOholder其實難以明白他們面對的處境,因為大家擁有的權利、資源和身處的處境都非常地不同。大部分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都是寄人籬下,而且缺乏資源。

Q:你們的行動本身是一種社會關懷,「 政治」和「 國際戰線」對你們來說有多大的意義?

S:其實經歷了那麼多,政治是融入在生活裡面。我們很難撇開哪一個部分是政治、哪一個部分是生活,因為兩者都處於同一個時代背景。

F:很多人會跟我說,你的教會「 都幾黃吓」,但其實我不會怎麼回應,因為許多時候這些人都是在批評教會不應該參與政治。

陳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單純從「 社會服務」的進路去思考這個行動。「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這些都是透過行動來達到政治訴求。因此,當我們關注申請政治庇護的手足,我們也會關心一些倡議的工作。同時,我們要融入社區,不單單是要學會講英語,我們也需要做更多關顧孤寡貧弱的聚會。例如推動一些不同國家的難民一同聚會和吃飯,讓不同人講講他們面對的問題。例如可以問問那些「 脫北者」如何思考光復北韓,還是許多人都已經放棄光復北韓等等。

S:對我來說,現在所謂的「 國際戰線」,是要思考作為流散者,我們如何走下去。我們是要守護自己的文化、重新適應這個地方,還是要如何?既然我們已經身處海外,不要忘記自己經歷過的歷史,並且要採取行動來聯繫不同「 共同歷史 」的人。當我們能夠 connect 到不同的人,學習不同國家流散者的做事方法,其實我們也在裝備自己。

F:我永遠都覺得我們是來自香港,這點我們不可能會忘記。我自己的心態是覺得,這和社運的時候一樣,只要繼續做就可以。當時陳傳道在教會問有沒有人可以幫忙。我就答應了。其實在過程中,我自己會很強烈地感受到我的一個「香港心」,我自己也強化了自己的身分。我覺得大家在另一個國家,如果真的組織到自己的社區、如果真的能夠保留到自己的文化,甚至教育下一代到底香港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香港人的精神就可以保留下去。

R:沒有錯,國際線就是要保留香港人的精神。

F: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心底有沒有一個對未來的希望,雖然我自己比較悲觀,但希望種子不會熄滅。不過,我現在能夠做到的,就是積極面對的態度,尋找自己的方向。當中不會放下香港人的身分。其實積極生活下去就已經是一種「只能夠 work for the best 」的生存方式。

陳 :我自己對未來是有一個盼望。因為參與過「 住家飯 」的朋友都經歷過,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和他們同行過。這是一份愛的力量,讓人知道受苦的時候,有人和他們同行。

S:以前許多時候,都會思考將來還有多少機會去實現心裡面希望的未來。但現在我不再思考了,因為思考也沒有用,只能繼續朝著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

鬥長命的「國際戰線」

突然死亡,不必然是痛苦的。也許日復一日的凌遲處死,才是讓人最心痛的。在面對香港人的社會環境不斷地轉向極權化,不少香港人每一天都好像看著似曾相識的故鄉不斷地被改變。在這個時代的背景之下,有些人選擇繼續留守家園,見證威權時代的降臨;有些人選擇遠走他鄉,在別國建立自己的家園。不論是何等的選擇,不少香港人都會認同,在這個時刻,香港人更需要鞏固自身的群體性,並尋找一種方式可以讓這個群體繼續延續下去。

從這三段訪談可以看出,「 國際戰線」這四個字的意義已經慢慢轉變成一種長期且延續的抵抗。這種抵抗的過程,可以是一種文化性的抗爭,透過不斷保留自身香港人的文化,讓下一代和更多不同國家的人認識香港文化。這也可以是一種政治性的抗爭,透過游說工作等不同方式,試圖透過國際政治的漩渦尋找出路。這也可以是一種「 互相關懷 」的聯繫,透過鞏固具有相同經歷的香港人,甚至與其他國家流散者的關係,組織出一種軟性的反抗共同體。這一種「 國際戰線」並不局限於那些身處世界強權的香港人才能參與。在小國寡民的國度裡,文化承傳、流散者的聯繫和政治性的集會依然可以繼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發生。這種意義並不拘泥於人數參與的多少,而是參與的人都有著一樣的信念繼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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