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作為一種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跨國情感連結
「香港人」是什麼？面對壓迫，當越來越多香港人被迫流散到不同地方時，許多人會把「香港人」與其他國家的歷史作比較，希望可以借助他國經驗來思考「香港人」可以如何走下去的問題。因此，不少人會思考香港人可以如何參考「猶太人」經驗，成為一個成功的流散者群體。然而，「猶太人」在流亡過千年後才復國，值得思考的是，今天的猶太人，還是過千年前那些「猶太人」嗎？還抱有他們的「初衷」嗎？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否定的。「猶太人」彼此之間的爭鬥和割席，從流散以來從沒停止。那麼沒有宗教加持的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是什麼維繫著各地的「流散者」？
香港人的身份聯繫固然不是透過護照上的一個身份標記而產生，也不是透過「出世紙」的出生地而產生。這種聯繫是一種複雜且強烈的「情感關係」。因此，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發生期間，不少海外香港人是一邊看著手機直播，一邊淚流滿面的。有些被迫流亡的手足，也是帶著許多的抑鬱和創傷，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這些無力感、愧疚感、憤怒、自責、憂傷和心痛都構成了這些人對「香港人」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強烈情感聯繫。而「香港人」的共同體，不只是存在於「現在」的壓迫之中，也包括對「過去」的歷史的理解和對「未來」所產生的絕望感這三個重要的時間向度中。因此，「過去」抗爭的歷史變成群體的創傷故事，群體經歷化為每一個人「今天」的堅持，迫在眉睫的壓迫讓人對「未來」感到絕望。
接下來分別闡述的八個流散者故事，來自多個不同國家和地區。每一個故事都以不同的經歷和感受解釋受訪者如何維繫「香港人」的身份。首兩個故事會從「過去」的時間線開始，闡述一名前線手足和一名第二代移民的經歷，從而探討「過去」的經歷如何影響流散者思考現在對香港的情感連結。這兩個故事分別闡述 2019 年的社運如何成為受訪者人生中的一個歷史轉捩點，令他們對「香港人」這一個群體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第三至五個故事，會透過一名老移民和一名第二代移民，探討流散者如何身在海外，依然心繫香港。同時，也會講述一名選擇在「現時」這個所謂「最壞」的年頭回流香港的第二代香港人。第六和七個故事，會談及流散者如何在融入散居地社會的同時，依然維持著「香港人」的身份。第八個故事，會觸及「未來」的問題，帶出「香港人」可以如何在這種絕望的感受當中，找尋一些尚有意義的行動，讓這個群體可以繼續跨越國度地延續下去。
在閱讀過後，也許你會發覺，不論是留在香港，還是身在海外；不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不論是多年沒有回港的人，還是從沒被認定為「香港人」的人，在不同的故事中，「香港人」之間的情感連結縱然是多樣化，但依然是清晰可見的。這些受訪者正是透過家庭、親身經歷和海外的行動，來維持對「香港人」群體的那份緊密的情感聯繫。讓我們細心聆聽這些分享吧。
故事一｜「我係一個逃兵」：流散者的愧疚與掙扎
「我們是第一批進入議事廳的示威者。我踏上飛機的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逃兵。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稱自己為『香港人』。那時候有一份很矛盾的心情是，我覺得很內疚，我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到；但事實是，就算我回去香港，我也不會改變許多事情的發生。⋯⋯但我覺得我對不起這場運動，我對不起香港。」
風是在加拿大讀書的香港留學生。在反送中運動初期，正值暑假，他飛回香港和許多朋友一同走上前線。在他經歷多次的街頭行動中，他親眼看見一些前線示威者被警察暴力拘捕；暑假結束時，他無奈地在機場揮別他的前線戰友。當時，風感到無比的愧疚；更遺憾的，風最親密的戰友在他離開後就被警察拘捕，面臨監禁。
隔著一片太平洋，在這風平浪靜的加拿大城市，風感到非常愧疚。在多次的加拿大聲援香港集會中，風均有上台覆述香港前線的狀況。在說著這些經歷時，現場不少參與集會的香港人均落下眼淚。當參與集會的一些老移民在台上深深感嘆自己「虧欠了香港」時，風帶有更強烈的虧欠感，因為他最好的朋友，正在抗爭的最前線，而他卻不停責怪自己，正在一個安枕無憂的地方過著「逃兵」的生活。他甚至覺得自己不配作為一名「香港人」。
然而數月過後，當風接受筆者訪問的時候卻提到，他認為自己必須認清香港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改變的這一個事實。「有些人會問，我們過了一年仍然未能爭取到勝利，那麼我們是不是一輩子也不會有勝利？其實我們要慢慢地多看一點不同人寫的東西，你會看見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隨時是幾十年。我們要慢慢接受這個現實：長期戰爭。當警察用真槍實彈的時候，街頭抗爭已經是暫時不可行。那麼，我們必須要接受這個現實。」
對於風而言，填補那份內疚感的方法，是不斷尋找有意義的行動。因此，他在回到加拿大以後，一直活躍地參與國際物資線和其他支援行動。同時，他也繼續努力讀書，希望可以裝備自己，也許只是為了在未來賺更多的錢，讓在需要的時候，他可以提供更多資源。他說道，「我自己彌補無力感的方法，是要有這種（長期戰爭的）心態轉變。當我看見別人很努力，我覺得我也要好好地努力。我不知道我現在的努力，可以做到什麼；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努力，我就一定什麼也做不到。」
故事二｜美二代港人：自由民主之戰 – 是愛也是責任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 Joyce，一直透過父母接觸香港。後來她在 2019 年的運動中，深深地被同齡香港年輕人的勇敢感動，因此她毅然在美國開始舉辦集會活動，以美國人的身份爭取當地人對香港的支持。
Joyce 憶述以往的暑假都會回港探親，母親亦會帶她觀遊歷史古跡，盼望她理解自己的根源。縱使母親非常懷緬在香港的生活，Joyce在成長中並沒有遇到太多其他香港甚至亞洲人，所以與香港的關係雖不俗卻不甚緊密，更不會特別留意香港的政治事件。19 年的運動對 Joyce 來說，是一個關心香港政治的轉捩點。當她看到香港年輕人誓死的決心，她決意要惡補香港的政治歷史，並開始在美國為香港人爭取更多支持。她直言：既然自己有在自由國度出生的福分，就更有責任要協助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除此之外，對香港的愛也驅使她投身社運。她愛香港，因為香港給了她「a sense of herself」，成就了她今天的自己。對她來說，這是一種超現實（surreal）的感覺，香港就像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令她從一些全新的經歷和觀點中找到自己。她說道：「我想，我對香港的愛源於她成就了今天的我，所以推動我投身社會運動的是我對香港的愛與責任。」（I guess I love Hong Kong for making me who I am today, so my love for Hong Kong and my responsibility is really what drove my activism.）
雖然身在美國，Joyce 自覺是運動的一分子，與其他香港人在同一天空下為民主自由並肩作戰 。不過，美國是她的家，不在香港長大的她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自居為香港人，也只能稱香港為第二個家。以往的她無法理解中港矛盾，不認為香港人須要說明自己不是中國人（Chinese）。19 年後，她開始自稱 American Hongkonger，對於來自香港的根源倍感自豪。American Hongkonger 意義何在？她說這身份給予她更多責任去努力捍衛自由。
相對故事一的風，Joyce 對香港的情感聯繫，多了一份正面的自豪感。每當她看見香港人如何勇敢地爭取自由，她便找到了更多的意義來支持香港人的抗爭運動。當她被問到在香港重光後想過怎樣的生活的時候，她不假思索地說民主與自由需要維護（maintenance），所以她會繼續提高人們對自由民主的關注，並繼續支持其他國家的人民，爭取其應得的自由民主。
Joyce 的分享與風的故事，分別帶出流散者對「香港人」的情感聯繫。這種感受不單單是一些較為悲傷的情感，也可以因為見證到香港人在抗爭運動中展現的堅韌精神，而產生一種自豪的感覺。正如救護車分開人海的那幅畫面一樣，對於許多流散者來說，香港抗爭運動中的群體行為讓他們切實地感動了。這份感動，也讓接下來的海外香港人，縱使身在海外無法成為「參與者」，也可以繼續成為「香港人」抗爭運動的最大支持者。
故事三｜離港 50 年：願成為抗爭的最大支持者
K 早在七十年代就離開了香港。那時候在香港升讀大學的機會很少，家人建議他到英國留學。畢業後，他在當地找到工作、結婚生子，不知不覺就十多年，因此他很自然地留了下來。
初到英國的那些日子，K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街頭飽受種族歧視。除此之外，他工作的唐人街餐館不時會有人吃霸王餐，甚至有人會特意來搗亂搶劫。這些在當地的負面經歷，拉近了他與其他華人的距離，也促使他日後致力投身在反種族歧視和爭取勞工權益的社區工作中。
作為一個離開了香港數十載的人，到底他會否視自己為英國人？K 斬釘截鐵地說：「我是香港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根。」當他兒子年幼的時候，在小學老師教導下，稱自己為 English 的時候，他感到非常不滿。他刻意要求自己的兒子自稱為 British-born Chinese。他希望讓兒子知道，在這片土地上，他們很難會被視為本地人。對於 K 來說，在離開了香港許多年以後，他更感到自己兩邊不是人。因為不論英國還是香港，他都不能完全融入。然而，在這種離散的狀態中，K 卻認定自己是香港人。
雖然有著這份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K 卻認為自己與英國的一些香港移民群體是格格不入的，因為他看不過眼一些當地香港人組織的保守排外。對他來說，堅守內心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縱然這樣的堅持會讓他較為孤單。這是因為他年輕時的啟蒙恩師，是一名二十世紀前半流亡英國的前共產黨員。這名恩師曾經在中國被批鬥，這經歷令他體會到共產黨的不可信。然而痛恨共產黨並不代表要為保守派的政治理念站台。對於 K 而言，恩師的啟發，加上許多在英國親身經歷過的種族歧視和暴力，讓他建立了一套左派的政治觀。
這套政治觀，加上對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讓他在海外依然關注香港的情況。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的英國，K 唯一可以接觸到的香港新聞，是港英政府在當地發行的報紙，且經常報喜不報憂。因此，他便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辦一份雜誌報導香港的情況。因為這份關注，歷年來中港發生的種種社會事件——包括香港和內地工運、胡耀邦失勢、六四學生運動⋯⋯他都有參與和聲援。六四發生時，那份無力感曾湧上心頭，令他一度有衝動想回流香港。然而在經過一番考慮過後，他依然選擇留在英國生活下去。
在過去的十年中，他不間斷地參與在當地聲援香港的行動。然而他認為自己沒有那份抗爭者的「共同經歷」，因此他形容自己是支持者，並非參與者。「因為年輕人的政治啟蒙，是從整個社會的共同經歷裏面產生，跟我們（這一輩）不一樣。」
雖然沒有那份「經歷」，作為一名默默支持香港抗爭的海外港人，他積極地參與不同行動幫助抗爭者。「我在這裡接觸到一班香港來的「手足」（流亡抗爭者）⋯⋯我跟他們說，我們現在有義務輔導的服務，我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參與。他們無一例外地對我說了這句：『我現在還可以頂著，（這些服務）還是留給有需要的手足吧。』他們每一個人都這樣子講，真的很感動。在一個大社會運動來說，煉就的是不一樣的人性和人格，這不是亂說的。所以說，是不是「最好的香港在外國」呢？如果這一代的抗爭者煉成這樣的品格的香港人到國外的話，我相信，他們可以承傳一個最好的傳統，最好的香港。」
故事四｜在最壞的時代逆流回港
當城內的人拼命往外走，城外的 Q 卻在躊躇要否搬離加拿大的家，回到香港過外藉人士（expat）的生活。其實「每一個人都很愕然，（我）有好的工作，讀海外的大學，為什麼打算要回到香港工作呢？這裏（香港）這麼辛苦。但其實，我覺得（自己）有一份難以解釋的感情和喜愛。還有香港真的很需要支持，特別是現在⋯⋯」
六四後，Q 的父母懼怕回歸，遂借工作機會舉家移民，他便在加國出生。機緣巧合下，他回到香港讀幼稚園，以小小的身軀跟著父親走完 03 年大遊行，直到沙士爆發便又回到加國。在成長的過程中，本來他每年都會返港探親，但隨著祖父母相繼離世，香港與他的交織也俏然淡去。大學四年，他坦言自己主要結交已札根多代的當地人，早與香港的一切脫軌。 19年運動初夏，他在享受畢業旅行的途中，隔著屏幕看見香港 200 萬人遊行的場面。當時，他不為所動。
然而，他在不久之後又選擇回港。甫踏足香港機場，看到熟悉的灰色地氈，與這片土地再次連結時，他便深刻地感受到「真的回家了」。這是一種 Q 也解釋不清的感慨。對他而言，2019 年的這趟旅程，讓他感覺到香港再次是他的家。在這動盪的年代，Q 親身參與了好幾個遊行，這些經歷掃除了他以往對於運動的懷疑與誤解，也構成了他往後繼續支持和參與社運的原因。在這趟旅程結束時，雖然 Q 必須回到加拿大展開「上班一族」的生活，但因為這趟旅程的種種經歷，他的生活從此不再一樣。他在加拿大開始接觸當地的香港人團體，拼命地尋找各種方法維繫與香港的關係。
一年過後，他開始思考著應否嘗試移居香港。在這個最壞的時代，當許多人都選擇離開香港，為何他會思考返回香港？他提到香港讓他感受到一份濃厚的人情味，對比加拿大的生活，也許他更嚮往這個家。對 Q 而言，他在加拿大的生活「深居簡出」，地域的遼闊令人感到格外疏離；但在香港這片土地上，人人緊密相聯，除了他經歷的社會運動外，更幾乎所有親戚都長居香港。小時候，他每逢離開香港都會淚灑機場，因此開始工作的他很掛念香港的家常便飯。
當 Q 決定要回到這個家鄉時，他為了這個目標省吃儉用。對他來說，香港代表著親人與群體。即便是簡單地聽到嬸嬸掃地時，與家人一同抱怨政府的不是，已經令他感到格外窩心。這些家庭關係讓這名在大學時期曾經刻意融入「加拿大人」圈子，要讓自己成為「加拿大人」的 Q，再一次思考自己是誰。
2019 年過後，Q 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也是香港人，甚至「香港人」是他更重視的身份。對他來說，這兩個身份並不存在對立性，因為香港人與加拿大人的價值觀是相當接近的。在支持香港運動的同時，Q 也時時刻刻關注加拿大本地政治，他深深希望兩地都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在訪問的時候，Q 已經「回家」。這一次「回家」代表著許多他從未經歷的挑戰和嘗試。在許多人都紛紛離開香港時，Q 開始在香港札根。在回港與家人團聚的同時，在這個本土文化逐漸消失的年頭，他希望可以參與文化保育的工作，給家園出一份力。
到了訪問尾聲，Q 突然笑道：這個對話很滑稽——他正在一個失去言論自由的地方談論言論自由。然而，他對未來抱有希望。他認為香港人是充滿創意的，總會有方法在刻板的律例中找到表達己見的空間。縱使香港千瘡百孔，Q 深信香港人的心未死，一定會迎來明天的曙光。
故事五｜「兩頭唔到岸」卻「心繫香港」的竹昇妹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香港移民二代女孩子，通常被稱為「竹昇妹」；P 人生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夾雜粵語和英語的。P 在成長時經常來回港美兩地，她與外婆的感情特別深厚，耳濡目染之下，在心中埋下了聯繫香港的根 。十歲時，P 因為混淆「多謝」和「唔該」而被香港的表哥嘲諷，令她立志要學好粵語，一方面為求了解家人和自己；另一方面，她下定決心不要再被人「睇死」。她說道：「有時候，我媽媽會發脾氣或傷心起來。她會流露出我不認識的一面，而我覺得這個就是『香港』的她，在香港長大時所經歷過而形成的那個部分。我自己堅持要透過理解香港來理解她，但（其實）也是在了解自己。」
在美國成長時，P 堅持每週上中文班，閱讀中文報紙和雜誌，追看香港劇集。那時候，她會從網上找來香港音樂流行榜的歌曲歌詞，並列印出來學習，千方百計地緊貼香港的本地文化潮流。同時，她也非常認真地糾正自己的粵語發音及懶音。在美國就讀小學時，P 被同學譏笑她吃蠕蟲（麵條）和喝「black magic potion」（夏枯草水），但她堅持地要求母親準備腸粉、麵、飯等中式午餐給她帶到學校。這份堅持，曾經令她的母親匪夷所思地問：「身為一個『竹昇妹』，為什麼要這麼努力？」
讀大學的時候，P 為了親身體驗香港，孤身回港四個月。此行令她發現自己難以習慣香港人的功利主義、「OT」文化，和納米生活空間，使她打消了移居香港的念頭，然而這趟旅程卻無減她對香港的關切。2014 年雨傘運動發生期間，P 在美國校園舉辦活動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P 亦有參與居美港人的聲援行動。P 直言，驅使她積極支援香港抗爭運動的，不僅是一份責任感。正如許多海外香港人一樣，隔著屏幕看著香港的新聞，讓她感受到一份強烈的無力感。
然而與其他海外香港人不同的是，她從未在香港成長，因此 P 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成為香港人。縱然「家是香港人」，她認為自己只能做「心繫香港」的美國人。P 憶述初中時自覺無論多麼努力都無法成為「香港人」，甚至無法理解自己和家人，令她十分苦惱。當時，她的母親勸喻她視混合身分為優點，然而她卻感到「兩頭唔到岸」（什麼也不是）。隨著 P 一路成長，慢慢地，她接受了這個兩邊不是人的現實。
雖然如此，P 依然積極參與近年各種在美國支援香港的行動。對她來說，因為家人是香港人，她與「香港人」這個身份變得密不可分，因此不論她在其他人眼中算是什麼人，她依然是抱著一份單純的堅持，就是「心繫香港」。這份堅持，讓她繼續參與不同集會，與許多海外香港人一同行動，努力在海外為香港發聲。若有朝一日香港「光復」，P 說她也許會重拾移居香港的舊念，那時「人人都可以過想過的生活，不會因為（一些）可以改變的事情而受苦。」
當 P 提到她那「兩頭唔到岸」的感受時，也許會讓許多香港第二代移民和海外香港人產生共鳴。接下來的兩個故事，卻提出了另一個角度，思考融入社會與維持「香港人」身份為何不必然是一個矛盾的關係。
故事六｜融入社會與維持 「香港人」身份不是二元對立
V 是一個歐洲太太。數年前她遠嫁歐洲，但是因為對香港的情感和她的工作，她從未走遠⋯⋯
談 到 她 的 愛 情 故 事，V 娓 娓 道 來：我 們 在2013 年年底決定結婚的。此前，V 和丈夫平均一年都會飛往彼此的所在地相聚數次。V 有感香港存在土地問題，以及長期遠距離關係的挑戰，因此在 2013 年年底決定結婚，並於2014 年年初隨丈夫遷往歐洲，在歐洲定居。
沒錯，V 完美地錯過了香港在 2014 年發生的雨傘運動。「雨傘運動時，即使自己不在香港，我仍然會關心香港。我還記得那時候，每一天我都會在 Facebook 罵 689（時任特首梁振英）。」V 說道。可是在 2019 年的反送中期間，V 恰好短暫停留香港，參加遊行。「以前我都很少參與（遊行）。2003 年在香港的反23 條大遊行的時候我也沒有參與。到了 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我就可以說是有參與的。但透過參與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我會自覺自己是運動的一份子，大家可以團結在一起。」V 補充道。這次短暫停留香港後，V 又回到歐洲，錯過了之後發生的種種事件。「當時在香港發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大保衛戰、（理工大學的）理大圍城,我也只能透過 Telegram group 的文字直播了解情況。（當時）我的內心很不舒服，憤怒的同時，也會覺得很傷心。一方面我有認識的朋友正在現場奮戰，另一方面，我對於大學校園也有一份情感。」或許就是這種羈絆，V 雖然在訪問中提到自己是「鬼妹仔」性格以及「世界公民」，但 V 仍會關心香港的事情。
V 還記得自己當時在歐洲當地填寫表格時，在國籍一欄填上香港，然後被職員問及香港和中國的分別。V 說歐洲人很容易將香港和中國劃上等號，因此她非常努力地向他們解釋兩者的分別。「每次要解釋（香港和中國的分別）的時候，我都會很努力地解釋兩者的分別。雖然現在也說不定了⋯⋯但我仍然對香港人的身份感到驕傲。」因此當筆者詢問她到底有多少百分比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和移居地的人時，V打趣說道:「我是一個 westernised 的香港人。」
雖然口裏說著自己是一名西化了的港人，然而V 依然對香港的食物有一份情懷。她說道：「如果在歐洲吃到好吃的香港菜式，可以重溫小時候的味道，其實會很開心」。不過海外始終不是香港，當越來越多人選擇移民的時候，V 希望這些香港人要努力接受和適應在外的生活、天氣和食物。這些轉變也許是不容易的，但倘若能夠接受和努力融入，也許會更開心一點。
對她而言，融入當地社會與關心香港，從來不是二元分類。因此，雖然她已經離開香港好一段時間，但她的心從未走遠。縱然她自認自己是「鬼妹仔」（外國女性）性格，但如同許多海外移民一樣，在內心深處，香港，依然是那滿載著感情的故鄉。
故事七｜離開民建聯以後：是英國人，更是香港人
筆者剛到英國時，認識了在英港人組織 D4HK的朋友，其中就包括 Kenneth。他談吐溫文，永遠是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我們在一輛開往查令十字的雙層巴士上聊了很多話題，他介紹了我看柯其毅的自傳 Song of the Azalea，我也瞭解了很多他的背景：警察家庭出生、曾經在早年加入民建聯。然而經過時間的洗滌，現在的他已經變得截然不同。
是什麼導致他如此不一樣？是 Kenneth 的兩段留英經歷。Kenneth 自言從來沒有刻意移民，但是這兩段經歷可謂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第一次離開香港，是在 1995 年負笈英倫就讀中學。他在這段日子裏學會了英國的政治，發現原來曾屬英國自由黨的邱吉爾，在下議院會因為與黨的立場有別，而臨時起身走往保守黨議員所在的區域為其站台（Crossing the floor）。政治辯論空間之大，政治人物胸襟之廣，令他深信代議政治。於是在 1999／2000年回港讀大學的時候，他也希望將他在英國學會的一切用於香港。當時眼見年輕人都傾向加入民主黨，他截然不同地選擇加入民建聯。「當時香港的社會制度繼續運作，社會環境改變不大，還可以容許政治辯論。因此，（我）相信要兩邊都需要有人參與，才可以發展到代議政制。不過而家回想起來，當時是一廂情願。」Kenneth 淡然的說。
後來到 2003 年反 23 條遊行，觸發了Kenneth 對香港政治有更多的反思。於是他選擇逐漸淡出。直到2005 年，Kenneth 再次離開香港返回英國深造和工作。這一趟旅程，也算是和這段「建制派」的過去割裂。時移勢易，2012 年香港發生了反國教運動，當時 Kenneth 和朋友在英國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門前，組織集會反對國民教育。自此以後，不論是雨傘運動還是反送中的聲援活動，身處英國的 Kenneth 都努力參與。然而是什麼原因導致遠在英國的 Kenneth，會覺得要為「香港人」做點事情呢？「如果談到國籍，我一定是英國人，我是 born to be 英國人，只是當時沒有公民身分，那個是歷史問題。⋯⋯我在英國和香港生活這麼多年，兩邊都是我的家。不過我的童年、部分的家人都還在香港，每次回到香港下飛機的時候，我也會感覺到這裏是我的主場，我很熟悉這個地方。」這份對香港的情懷成為了 Kenneth 參與聲援香港活動的動力。
雖然 Kenneth 曾經也對「中國人」的身分帶有一份很自然的認同，但是當他這些年在英國接觸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的時候，他發覺這些中國人會批評香港人。經過反國教、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這種行為讓 Kenneth 感到反感。此外，Kennedy 有時在英國遇到一些本地人，也會因為他是黃皮膚,而假設他是說普通話的，這種假設也讓他感到非常反感。基於這些經歷和香港發生的政治運動，讓 Kenneth 感受到「香港人」的身份逐漸被淡化。因此，他越來越認同自己是一名「香港人」。他堅持：「要保留香港人這個部分的身分認同，否則很快就會流失。以前我填census，我會選擇 Chinese，現在我會剔選other，然後寫 Hong Kong。」
然而對 Kenneth 來說，這種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不代表他不能夠融入英國社會。
Kenneth 是筆者見過最能融入英國社會的人之一。他能操一口流利英語，同時，他加入了英國工黨,並定期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究竟如何可以既是英國人，又是香港人？Kenneth給出一個有趣的答案：沒有錯，我們在語言和價值上要融入當地，但是英國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大家的文化都會被尊重，這個國家又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因此，在融入社會和保留自身文化之間要取一個平衡。最後Kenneth 寄語要移英港人要加油，尤其很多人第一次離鄉背井。倫敦有好多香港人，大家必定會守望相助。承傳香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做。
然而，許多移民會在看見接二連三的打壓時，不禁泛起陣陣無力感。身在海外望見香港社會越來越變得專制，心中滿滿是絕望的感覺。接下來將會闡述一個繼續以不同方式堅持行動的「硬頸香港人」故事。
故事八｜在絕望的時候更要堅持的香港人
和煦的加州陽光照射在東南部的一處平房，Sam 緩緩把車房的鐵閘拉起。他一邊嘲笑著筆者爛透的泊車技術，一邊慢慢把許多具備香港抗爭象徵的精品擺放在桌上。這一天，Sam 在車房內準備一場網上賣物會，賣的物品均是從香港各小店或網上搜購回來的「香港黃色」精品，希望吸引海外香港人購買以幫助香港黃色經濟圈。
這個跨國黃色經濟圈計畫是 Sam 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手足一同合作而成的。這計劃是希望為香港的黃店開拓更廣闊的海外客源，令黃店能夠在疫情期間有足夠的生意維持。此外，Sam 亦透過這個網絡，推動海外港人成為寫信師。透過簡單的書信文字，默默支持許多素未謀面的前線手足，及在香港以國安法被囚禁的政治人物。
「其實自己卡在海外有很大的無力感，相隔一個海好像什麼也做不到。⋯⋯我自己是行動派，喜歡做實事。所以我會參與一些幫助到香港運動的行動。尤其在疫情期間，我們希望可以將這筆海外資金流入香港，幫助到一些黃舖。⋯⋯我們希望找到一些有意義的精品，以成本價加運費分享給海外香港人。這樣不單單可以幫到香港的小店，同時海外港人也可以透過這些精品去保留真相，將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也希望透過這個方法去保持這場運動的熱度。」
如同許多海外香港人一樣，經過 2019 年的社運，「香港人」三個字不再是簡單的地區身份，而是一種帶有情感的政治性聯繫，更有人會說這是良知的分界線。不論如何，這個身份緊緊地維繫著這些流散者的群體。在反送中運動發生期間，Sam 在海外參與許多實際幫助香港前線抗爭者的工作。而在區議會選舉期間，Sam 更特意回港投票，希望自己的一票可以幫助到當時依然存在的區議會選舉。然而國安法過後，加上一連串的搜捕和打壓，香港的政治前景變得灰暗，更多的無力感湧現在許多香港人的心頭。
然而，在這個看似沒有未來沒有希望的香港，前景不明朗，自由亦繼續受到打壓。到底是什麼讓 Sam 依然繼續堅持這些行動？他說道：「其實你問（香港）還有沒有機會？我會說沒有。那麼為什麼還要繼續？因為我『硬頸』，不服輸。香港從一個漁港變成國際金融中心。有哪一個階段不是我們香港人自己咬緊牙關捱出來的？有很多東西不是有希望才做，而是做了才有希望。雖然知道這個希望未必會實現到，但也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做。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自己虧欠了這一代的年輕人。在他們應該最毫無憂慮的年紀，反而要為香港的未來擔憂。」
「以前我覺得香港人這個身份沒有什麼意義，只是一個出生的地方。香港 80、90 年代那時候經濟發達，所有的人都很看重錢。每個人只為自己生活或物質打拼，為如何享樂煩惱。但2019 年反送中以後，（這場運動）扭轉了我的看法。現在的真香港人『好硬淨』（很堅強），有遠見，有立場。香港人這三個字不再是一個身份，是一種精神。」
也許是這份「硬淨」，讓 Sam 繼續做著一些他認為有意義的事。對他來說，除了黃店和寫信師的計劃外，他亦希望可以尋找更多出路，用實際的行動來幫助香港本地和海外的手足，讓時代革命可以延續下去。他依然相信煲底除罩相認這一日的來臨。
對未來的期望，也許沒有一個香港人會說自己能夠抱有任何希望。但 Sam 的那份執著，卻像暮鼓晨鐘一樣,鏗鏘地道出了這一代香港人的那份堅韌和執著。在光復香港的機會尚未出現的時候，Sam 正是其中一個默默努力尋找方法幫助香港的香港人。
結語：香港人曾經是什麼？如今是什麼？未來可以是什麼？
從這八個故事的分享可以看見，「香港人」的流散者是充滿多樣性的，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經歷、感受和看法。有許多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會察覺到，海外香港人群體彼此之間是充滿衝突的。當一個從沒經歷香港抗爭運動的老移民或第二代移民，要與一個剛剛離開香港充滿愧疚的手足對談的時候，當中必須要有更多的互相理解和體諒，才能體會彼此的心結。因此，香港人對於「流散者」這三個字的理解，必須建基於一個重要的前設：流散者是透過對「香港人」的情感連結而產生共鳴的群體，這種連結從來都不會讓所有人相信同一套行動模式，更莫說化解衝突。
在這種前設底下，流散者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而是一個充滿不同種類的、不同行動的，多元「想像共同體」。這種理解是過去十年，自社會學家 Roger Brubaker 的文章 “TheDiaspora” 之後，流散者研究的學者紛紛認同的一種看法。因此，在思考流散者的同時，必須思考不同人和群體是如何與「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產生情感連結的。不同的情感連結自然產生不同的力量，讓海外香港人群組可以產生不同的組成，發揮不同的功能和角色。
這八個故事所帶出的，是一種寬闊的多元性想像。不同的人，也會對「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產生不同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和感覺。當不同的情感聯繫都能夠被接納為「香港人」這個單一的符號時，「香港人」縱然是在海外流散，看似一盤散沙，彼此之間也可以產生一種微妙的共同體連結。當時機來臨時，不同角色和定位的群體均可以發揮其作用，聚合成一股更龐大的力量去推動時代巨輪。
因此，流散者應當如水，讓不同對「香港人」帶有情感牽絆的流散者建立各自的群體，讓不同的行動驅使時光的河流，繼續湧流下去。
